编者按：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既是打破西方理论依附、回应中国独特领导实践的时代命题，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我们特邀赵子建教授撰文，深刻剖析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科定位、学理与经验支撑，直面构建过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思路，助力中国领导学在自主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摘 要】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核心是将中国实践总结为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过度依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中国领导学起源于西方领导学，当前需超越原有学科定位，实现概念自主、方法自觉、话语独立，推动研究对象从探寻普遍性规律转向中国领导实践真问题、研究方法从单一实证转向多元规范兼容、研究目标从预测与控制转向解释与引领。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本土概念体系、严谨的学术规范性与实践指导作用为学理与经验支撑，破解对西方概念与日常政治话语的双重依附，建立适配中国情境的学术规范，强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与转化。同时，该体系构建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体现在教学资源建设、人才自主培养、学术交流平台打造等方面，需以高度的学术自觉与长期努力，在开放与自主的张力中深耕细作，使中国领导学成为能解释中国奇迹、引领治理实践并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成熟学科。
【关 键 词】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领导科学；西方领导学
【作者简介】赵子建（1976— ），男，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公共教研部（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学、政府治理与公务员制度。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6）04-0022-07
一、问题的提出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将中国实践总结为中国经验并将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过程，其主要任务是从日益丰富的中国实践中提取具有规律性和学理性的崭新理论，其主要目的是用中国理论解释和指导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最终目标是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以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均对“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明确部署。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都是由学科定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概念体系、重大命题以及学科支撑体系等要素构成的复杂有机系统。领导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中国仅有不足50年的时间，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充满挑战。关于领导学的学科定位，学术界的争论已久，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结论，有研究认为领导学应该是管理学学科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1］，有研究则认为领导学比管理学更具根本性和重要性［2］。关于领导学的学科体系，有研究认为，领导学的学科体系应由领导学原理、应用理论、领导实践、领导效能、领导制度等若干部分构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领导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客观标准［3］。关于领导学的学术体系，有研究认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中国领导学无疑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以及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特色领导实践，结合古今中外优秀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中国语境下领导活动的本质、职能、体制与机制等基本问题［4］。关于领导学的概念体系，有研究认为，中国领导学应是由多层次的、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构成的自主知识体系，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揭示内涵、赋予新的思想等是形成概念体系的基本路径［5］。关于领导学的重大命题，有研究认为，中国领导学的研究问题，应该围绕能够概括、辨析和界定中国领导实践中经典活动的基本概念展开，在处理领导主体、领导客体、领导环境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中回答“为何领导”“为谁领导”“领导什么”和“怎样领导”等问题［6］。关于领导学的学科支撑体系，笔者认为，中国领导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学术期刊、教材体系以及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设的支撑。总而言之，当前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仍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很多问题长期未有定论，而今又面临越来越纷乱的环境，高度的学术自觉与长期努力是破解这些难题、走出困局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语境下的学科定位问题
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定位是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老问题，讨论的结果有共识，也有分歧，但共识和分歧都未给学科发展带来鲜明的理论与实践指向，中国领导学的发展更多是在其他学科发展的裹挟中实现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根本要求是实现学科发展的本土化、自主化和体系化［7］。因此，对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有必要在新语境下做出更具时代性的回答。
长期以来，西方领导学引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乃至心理学等众多基础性学科，从不同视角对领导行为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形成了关于领导理论的建构、领导文化的分析、领导能力的开发等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涵盖了从理论、实践到训练、开发的全过程［8］。西方领导学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其首要历史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长期存在的“领导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的神秘观念。它鲜明地主张，领导活动具有客观规律，可以通过系统观察、经验总结和逻辑分析加以把握，并能够通过教育培训加以传授。这一认知突破，为领导学知识的传播与推广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领导科学课程，也激发了大量从决策程序、用人方法到权威结构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在那个改革初启、百业待兴的年代，领导学的引入顺应了“科学”作为最高合法性话语的时代语境，为新兴学科争取了制度空间与社会认可。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治理实践的深入和自主知识体系意识的觉醒，领导学这一学科定位所隐含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领导学的逻辑前提是预设在一套适用于所有组织、所有文化，且可通过量化工具测度、复制的普适性领导规律，但这一预设在面对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治理实践时，科学性有余而情境性不足的问题便凸显出来。比如，中国领导过程中文化符号的运用、道德感召力的建立、危机中的直觉判断等，都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与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具有不可预测的艺术性特征；中国领导决策中的“个别酝酿”与“一把手末位表态”等关键机制，本质上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复合逻辑，既不符合西方的“个人决策”，也不符合“集体决策”的预设条件；群众路线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动态循环，也很难被变革型领导或参与式领导的理论框架完全收纳。这种局限，正是今天超越西方领导学的学理起点。
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学科必须具备概念自主、方法自觉、话语独立三大特征。要满足这三大特征，中国领导学就必须摆脱对西方领导学概念框架与实证方法的过度依附，实现超越。首先，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难以包容中国领导学的“艺术性”与“情境性”，容易落入科学主义的简化陷阱。如前文所述，西方领导学首先预设领导活动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确定性规律，可以通过量化、实证的方法加以精确预测与控制，但大量的领导现象具有不可预测的艺术性特征。超越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意味着承认这些非科学、非标准化的维度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更符合中国领导实践的复杂真相，即卓越领导往往不是遵循公式而是打破常规的创造性行动。其次，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加重了为学科合法性“辩护”的压力，使学科难以回归学术本真。西方领导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时，多称为“领导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策略性——当时“科学”是最具权威性的标签，冠以“科学”之名有助于为新兴学科争取制度空间与社会认可。但时过境迁，学科是否成熟已不再取决于名称是否包含“科学”，而取决于其概念体系的严谨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知识积累的可持续性。超越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可以使学科从“必须证明自己是科学”的过度辩护压力中解脱出来，不再需要为领导活动能否完全符合科学标准而焦虑，转而专注于扎扎实实的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再次，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难以真实反映领导学与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领导研究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需大量借用政治学关于权力与权威、管理学关于组织行为与决策、心理学关于人格与动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西方领导学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该学科已经拥有独立的、不可还原的科学范式，而超越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能更为客观地承认其作为交叉研究领域的本性——它是一门关于领导现象的学问，并非一个具有封闭范式边界的学科。这种定位更有利于保持对母学科的知识开放性与方法论谦卑，避免因追求学科自主性而陷入孤芳自赏。最后，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不利于容纳规范性、价值性与历史性的研究进路。科学研究追求事实判断与价值中立，而领导活动天然包含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领导、领导应当追求何种目的、权力的正当性边界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无法单纯通过实证研究回答，需要伦理学的、政治哲学的、历史学的规范分析。超越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可以为这些非实证的、解释性的、批判性的研究进路提供合法空间，使学科不仅关注“领导是什么”“领导效果如何”，也有能力追问“领导应当是什么”。这对于服务中国治理实践、培养具有人文底蕴的领导者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语境下的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定位，应以中国领导学替代西方领导学，这将是中国领导学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一次升级。当然，这种升级不是抛弃西方领导学的科学性成果，而是将其作为基础层级，在此基础上叠加本土性、价值性与历史性维度。首先，中国领导学的研究对象将从“普遍性规律”转向“中国领导实践中的真问题”。领导学“普遍规律”的预设曾导致大量研究聚焦于“领导力测评”“领导风格与绩效关系”等去情境化议题，而中国领导实践中真正紧迫、独特且具有理论潜力的核心现象，如决策中的酝酿机制、干部选拔中的素质考察等，却长期游离于学术视野之外。学科升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研究对象从“抽象普遍性”拉回“具体特殊性”。这意味着，中国领导学不仅要追问“一般意义上的领导是什么”，还要追问“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治理场景下，领导活动呈现出哪些独特形态，以及其运行逻辑是什么”。这种转向，本质上是从“西方出题、中国作答”转向“中国实践自己出题、自己作答”。其次，中国领导学的研究方法将从“单一实证”转向“多元规范兼容”。领导学在方法论上一直表现出强烈的实证主义偏好，这种偏好曾导致一些无法量化或不宜量化的重要议题，如领导班子内部的非正式权力博弈、危机决策中的直觉判断等，长期被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升级后的中国领导学在研究方法上将从“方法决定问题”转向“问题选择方法”。方法本身无高低，关键在于方法是否适配问题，比如，深度案例研究适用于探析领导过程的复杂因果机制，历史比较分析适用于揭示领导制度的长期演变逻辑，量化调查则可在大规模规律描述上发挥辅助作用。这种方法上的多元兼容不是对规范性的放弃，而是对规范性更成熟、更灵活的理解。再次，中国领导学的研究目标将从“预测与控制”转向“解释与引领”。西方领导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一直追求对领导行为的精确预测和有效控制。这种目标不仅在实践中难以实现，而且忽视了领导活动中方向感塑造、价值凝聚等不可计算的维度。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升级将把研究目标重新锚定于“解释与引领”。解释，是指对中国领导实践的独特逻辑、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不是简单地说“是什么”，而是揭示“为什么”。引领，则是指领导学不是对实践的被动追随，而是通过对前沿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为领导实践提供方向性启发和战略性指引。从“预测控制”到“解释引领”，本质上是将领导学从“技术工具”提升为“实践智慧”，帮助领导者更清醒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复杂情境及其内在逻辑。最后，中国领导学将进一步明确与政治学、管理学、党史党建学的分工与交叉。领导学长期面临“学科领地不清”的尴尬局面，它与政治学都研究权力，与管理学都研究组织，与党史党建学都关注党的领导。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升级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独特内核。领导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工在于：政治学侧重宏观制度与国家权力结构，而领导学兼具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权威运作与影响力机制；管理学关注组织效率与资源配置，而领导学关注方向塑造与价值凝聚；党史党建学侧重党的自身建设，而领导学侧重从一般领导规律层面分析党治国理政中的领导行为。
三、概念体系、学术规范性与实践指导作用：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具备的学理与经验支撑
在明确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定位后，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从“为领导活动寻求普遍规律”的实证主义焦虑，转向“如何建立一套具有本土解释力、学术规范性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系统性学问”。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领导学作为一门学科，才能从零散、依附的“前学科状态”真正走向具有自主性、累积性与可持续性的“成熟学科形态”。
本土解释力的核心在于构建概念体系。概念体系解决的是“用什么语言说话”的问题。衡量一种自主知识体系是否形成或者存在，首先看其是否有自己的概念。如果一种自主知识体系没有概念做基础，那么无论如何大张旗鼓，大体都是空谈。当前构建中国领导学概念体系面临的困境，就是所谓的“双重依附”：一方面，大量借用西方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交换理论等概念框架，但这些概念根植于个体主义、选举政治与契约文化的土壤，难以精准捕捉中国语境中的集体决策、以德为先、政治引领等深层特征；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讲政治”“顾大局”“敢担当”“有作为”等日常政治话语，这些表述虽具有实践指导力，却因缺乏学术抽象而难以转化为可操作、可积累的研究变量。构建中国领导学的概念体系就是要摆脱对西方概念和日常政治话语的双重依附，将中国领导实践中的客观现象上升为具有一般理论意涵的变量或机制，从而建立本土的、逻辑自洽的术语系统。从概念体系的来源来看，中国领导学的概念体系应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几千年领导思想传承下来的概念，如决策、赏罚、仁政、毁誉、尚贤、明法、德教等［9］，它们是构成中国古代领导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论证中国领导学知识体系具有历史源流的依据。二是从当代中国日常领导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如用人、激励、制度、服务、变革等，这是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理论涵摄力和实践解释力的本土概念群。三是当代中国学者总结提炼出的一些原创性概念，如简约领导、“弹钢琴”、新质领导力等，这是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的领导实践，提炼出的一套极具中国话语特色的概念体系。从概念体系的结构来看，如果按照描述性概念与规范性概念的结构二分法，中国领导学的概念大多应该是规范性的，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味［10］。如果按照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的层次二分法，中国领导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标识性概念，因为标识性概念本身具有原创性，而且更能集中、凝练、鲜明地体现中国领导学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无论是何种结构，对于中国领导学概念体系的构建，当下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用多元的方法对这些概念进行更具逻辑性的归纳和提炼。这一任务需要一批对领导学与科学研究都有比较深厚功底的学者来完成，一般学者仅依靠简单定性描述无法完成这一重任。
学术规范性的本质是超越具体的语言或格式，通过目的、程序、方法以及成果表达的规范性实现学科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可积累性与公共性［11］。学术规范性关乎一门学问如何才能被“公认”为“学术”。中国领导学的学术规范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坚持自主性的同时，建立可检验、可对话、可累积的知识生产规则。这不是对西方标准的妥协，而是学术共同体达成共识、进行有效沟通和批判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领导学研究始终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大量成果停留在经验总结、心得分享或政策解读层面，虽有实践价值，却因缺乏规范性的属性界定、透明的论证程序和可检验的证据支撑，难以被承认为严格的学术知识。学术规范性正是将这些“经验之谈”转化为“学科知识”的过滤器。它要求研究者明确交代研究问题、清晰界定核心概念、系统说明数据来源、科学推导研究结论，从而使研究成果能够经受学术共同体的公开检验。没有这一规范性的加持，中国领导学将始终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被视为“软学问”甚至“伪学问”。
解决中国领导学的学术规范问题，需要克服两大障碍。一是研究对象的政治敏感性与规范要求的透明性之间的冲突。学术规范性要求研究者公开数据来源、交代研究过程、接受同行检验。但是，中国领导实践的主要场域——体制内的领导过程，如集体决策、干部选拔任用、领导集体内部互动等，往往涉及机密信息、内部纪律和政治敏感性，研究者难以获取完整的会议记录、谈话记录、考核档案等，即便获取了，也未必能够公开披露。这就造成了一个两难困境：不使用真实数据违反学术规范，使用真实数据则可能触碰红线。因此，许多学者退而求其次，选择使用二手文献、公开讲话或远离核心的调研数据，结果导致研究浮于表面，难以触及领导活动的深层机制。二是跨学科规范移植的水土不服。当前主流的学术规范性框架，如变量操作化、假设检验、统计显著性、同行评议制度等，主要源自西方实证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以个体主义、价值中立、可量化观测为预设前提。但是，中国领导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集体决策、忠诚担当、群众路线、政治信仰等，恰恰具有强烈的整体性、价值嵌入性和情境依赖性，直接套用西方规范性标准，可能导致“削足适履”，为了满足规范而只研究那些容易测量的边缘性问题，回避那些难以测量但更为核心的本土问题。由此可见，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术规范性，既不能简单照搬西方范式，也不能放弃规范性追求而退守经验主义，可行的路径是建立一套能够“双重适配”的学术规范体系。一方面，对于具有政治敏感性、难以量化的领导现象，通过完整呈现资料采集过程、清晰地展示数据分析的步骤、坦诚讨论研究的局限来实现自身知识生产过程的诚实与开放。另一方面，针对领导现象难以直接测量的问题，采用多种方法、多种数据来源进行交叉验证。比如，研究决策质量，至少可以通过对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分析议题设置过程、收集政策落地群众满意度等几种途径加以印证。这种研究路径可能更适合中国领导情境的复杂性。
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价值在于用中国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走向成熟。在当前的中国领导实践中，很多领导的做法基本还停留在个体经验层面，自己摸索出的领导方法效果很好，但换一个对象、换一个地方可能就失灵了。更多的领导者在面对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往往只能笼统地归因为“能力不行”“作风不实”或“制度不健全”，却无法精准定位问题的真正根源。中国领导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就是在“知”（学术知识）与“行”（领导实践）之间建立一座制度化、系统化、可通行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单向的“理论灌输”，而是双向的“对话共生”——从实践中提炼问题与智慧，经过学术规范的加工与升华，再返回实践接受检验并指导行动。其最终目的，就是让中国领导实践从“少数人的艺术”走向“多数人的智慧”，从“随机性的成功”走向“可持续的卓越”。这正是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根本的实践关怀。从当前中国领导学对领导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成果实操性偏弱，难以转化为可落地的实践工具。大量的学术研究止步于概念提出或相关关系发现，未能进一步开发出可供领导者直接使用的诊断工具、决策框架或干预方案。比如，“引领力”在领导实践中的重要性已经被反复论证，但当一位领导者问“我该如何评估自己以及下属的引领力？哪些指标可以预警引领力不足？如何有针对性地提升？”等问题时，学术界往往给不出具体答案。理论停留在“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倡导层面，却未能回答“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不同情境下如何调整”等操作性问题。对这种“半成品”性质的学术成果，领导者读后虽然认同其道理，却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应用，久而久之，便会对理论失去耐心与信任。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作用，最根本的路径还是需要从研究范式的改革上寻找突破，从“自洽导向、解释为源”的研究范式转变为“问题导向、实践为源”的研究范式。这一改革会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惯性，将研究起点锚定中国领导实践中的真实困惑与痛点，将研究方法拓展为主要鼓励研究者通过挂职锻炼、深度调研、参与观察等方式沉浸在领导实践一线，从中捕捉那些领导者说不清、现有理论解释不了的难题。当研究真正始于领导者的困惑时，其结论才可能解答领导者的困惑。
四、教学资源、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就像中国历时百余年才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样，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中国领导实践的映射，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不断回应外部世界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概念体系、学术规范、实践指导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的结果，这一过程在当下和未来都充满挑战。同时，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中国的领导学研究者具有强烈的自觉，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让中国自主知识更好地面向全球得到叙述［12］。
首先，长期性与艰巨性体现在教学资源的建设方面。教学资源建设（主要包括教材、案例、课程等）对于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其本质并非简单地提供教学辅助，而是自主知识体系从“精英研究”走向“学科建制”、从“个人洞见”走向“代际传承”的制度化载体。没有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再好的理论也会在代际更替中流失，再响亮的话语也只能在少数人之间传颂。一是中国领导学急需一套成熟的系列教材。成熟的教材意味着一个学科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分析框架和边界范围已经达成了学术共同体的最低共识。在中国领导学领域，目前尚没有一套能够统摄西方领导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领导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三大源流且具有广泛权威性的核心教材［13］。教材的缺位直接导致自主知识体系有研究无教学、有论文无课本的窘境，学科认同难以形成，年轻学者的培养缺乏稳定坐标。因此，建设一套自主的教材体系，是为自主知识体系颁发“身份证”，它将标志着中国领导学从探索期到建制期的转折。当然，在自主知识体系尚不完善的现阶段，也不能追求所谓的唯一权威教材，而应鼓励多个学术团队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党建、管理、历史等）编写各具特色的教材，在教学中试用、比较、修订，通过学术共同体的长期讨论逐步形成共识性框架。中国领导学的学会或相关智库应通过设立核心教材建设专项，资助若干团队同步开发，并定期召开教材研讨与评议会来完成此任务。二是中国领导学需要建设本土的案例库。领导学是一门高度实践导向的学科，案例教学是培养领导者判断力与决断力的核心路径。建设中国本土的领导案例库能够让学生和干部在教学环境中模拟领导，训练其在复杂情境中运用自主理论知识的能力。同时，案例库也是理论检验与修正的反馈器，当大量案例反复暴露出现有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时，理论研究便获得了迭代的动力。三是中国领导学需要开发一些精品课程。精品课程可以将中国领导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快速推向广大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和在校学生。这种规模化传播能力，使得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存在于学术期刊和专著里，更能迅速进入千万人的认知结构，从而真正发挥理论掌握群众的作用。
其次，长期性与艰巨性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建立并依托领导学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一套知识体系无论多么精妙，如果没有人去教授、去传播、去应用、去批判、去修正，它最终只会沦为档案馆里的故纸堆。建设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本质是培育一个完整的知识再生产系统，解决的是学科知识的代际传承、学术范式的社会化以及学术共同体自我复制与创新能力等问题。这对于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是确保其不依赖外部范式、能够独立延续的根本。但是，从当前中国领导学人才培养体制来看，领导学在现行学科目录中不是一级学科，而是作为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附着在公共管理、工商管理、政治学、党史党建学等一级学科之下。这一身份困境直接导致高校无法以“领导学”名义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只能挂靠在公共管理等学科名下招生，招生名额受制于母学科，规模小、不稳定，招来的学生往往报考的是公共管理而非领导学，入学后还需要经历研究方向转换的阵痛，部分学生对领导学缺乏内在认同，毕业后也未必从事领导学研究。这种“借窝下蛋”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本无法支撑自主知识体系对人才规模和质量的长期需求。从研究生培养的现状来看，领导学研究生导师一般应在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上有高深的素养，同时对中国领导实践也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但目前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导师极为稀缺。很多导师要么是书斋型的，理论功底扎实，但对中国领导实践的复杂性缺乏体验，指导学生容易滑向“纸上谈兵”；要么是经验型的，实务经验丰富，但学术训练不足，难以在概念抽象、方法规范、理论对话等环节给予有效指导。导师队伍的结构性缺陷，直接限制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上限。突破上述困境，建设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应该是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周期最长、投入最大、见效最慢但最具根本性的工程。它不可能通过一两个人才项目或一两次学科调整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持续几十年的制度定力与资源投入。这也决定了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能仅仅是一代人的学术偏好，而应成为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
再次，长期性与艰巨性体现在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方面。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期刊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学术期刊对于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其重要性远非发表成果的载体或学术橱窗如此简单。学术期刊是学术方向与范式的塑造者。学术期刊通过选题策划、专栏设置、年度重点选题方向设定等方式，引导研究力量向特定问题域聚集，从而在宏观上塑造一个学科的知识增长轨迹。一个学科是否成熟，首要标志不是有多少人宣称自己在做该领域的研究，而是是否存在一个或几个稳定的、高认同度的核心期刊，研究者通过在其上发表论文来界定自己的学科归属、获取学术声誉、参与共同体对话。没有自主的学术期刊，领导学研究者就只能将论文分散投往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期刊，其结果必然是被这些母学科的议程、审稿标准和话语体系所规训，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身份与凝聚力。然而，由于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尚处于建构初期，专业的中文核心期刊唯有《领导科学》一本，与领导学相关的学术期刊数量也较少，全国范围内能够持续产出符合学术规范的本土领导学论文的研究者数量也十分有限。为此，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把《领导科学》这类期刊推向更高、更全的高质量期刊学术评价体系，比如稳固其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地位，积极争取AMI评价体系中的权威以上认证，早日获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等。与之同时，也应培育其他几本具有广泛认可度的专业期刊，搭建起覆盖理论、实证、历史、方法等主要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但这可能需要十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构建中国领导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超越西方领导学的学科定位中，以扎根中国实践的概念体系、严谨的学术规范与强烈的实践关怀为学理和经验支撑，清醒直面其长期性与艰巨性。这绝非一场急于求成的学术造势，而是一场需要在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学术期刊等基础设施上久久为功的扎实耕耘。我们既要警惕对西方概念的路径依赖，也要力避本土经验的封闭自赏，在开放与自主的张力中，以制度化的耐心培育学术共同体，让中国领导学真正成为既能解释中国奇迹，又能引领治理实践，且能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成熟学科。这条路注定漫长，但每一步扎实的积累，都是在为未来的理论大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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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白埕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