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既是把握历史机遇、引领变革的战略选择，也是党坚持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基于党的人民性、先进性与自我革命性，以人民至上、权责均衡、虚实共生、技术嵌入为核心维度，可锚定数智化转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方向，为构建适配数字时代的领导力体系提供支撑。然而，数字技术的泛在性、跨时空性与迭代性，在赋能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权责配置失衡的责任风险、工具理性僭越的决策风险、虚实空间交织的认知风险和技能适配滞后的能力风险，进而对党的领导力建设形成制约。为此，在推进数智化转型的实践中，应从完善责任规约体系、规范人机交互、整合认知框架和构建技能生态等方面协同发力，系统化解党的领导力建设中的潜在风险，使数字技术赋能有效转化为提升党的领导力与长期执政效能的强大动力。
【关 键 词】党的领导力；数智化转型；技术嵌入；领导效能
【作者简介】陶丽（1996— ），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跃（1959— ），男，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实践问题。
【基金项目】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政治伦理研究”（项目编号：23XKS013）；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数智时代文化虚无主义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及智能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5YJC710018）；2024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党建引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SKDJ045）
【中图分类号】C933；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6）04-0015-07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数智化转型阶段。这一转型不仅重塑了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而且从权责配置、认知图式与领导场域等维度驱动党的领导力发生系统性革新，进而对党的领导力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调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始终展现出“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1］，并以与时俱进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不断实现着从理论到实践的突破。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要“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思维、数字认知、数字技能”［2］，从政策层面凸显了在数智化转型中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3］，从战略高度明晰了新时代党的领导力建设的时代方位与实践导向。在此语境下，系统剖析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的核心维度，科学识别其在调适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多重风险，进而探索科学的治理方案，已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领域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一、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的核心维度
当前，数字技术已超越单一的工具属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阐释的边缘地带。其自身的颠覆性力量正深刻重塑着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治理秩序，对既有的传统理论框架构成严峻的挑战［4］。在此过程中，党的领导力既坚守“集中统一领导”的本质内核，又积极吸纳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与敏捷性等新特质，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性特征。因此，在数智化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本质上是以人民性为价值锚点，以数字技术的延展性为支撑，通过政党、技术与社会三者的互动，致力于构建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动态平衡、协同增效的政治生态系统，确保党的执政效能全面提升与善治目标精准实现。
（一）人民至上：党的领导力建设的价值根基
倘若将数智化转型理解为技术工具与价值系统相适配的动态过程，其外在表征为治理要素的不断更新，其内在的价值内核却始终如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5］这一立场决定了在数智化转型的宏大叙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必然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锚点，旨在将技术动能转化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建构性力量。为此，党通过构建民情大数据与政策供给的动态反馈系统，推动公共政策与民生关切的精准匹配，并凭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规范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数智化转型中的权责边界，有效规避“数字利维坦”与“市场失灵”的双重风险，切实保障数字技术发展的民生导向，真正践行数智化转型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要求。“为民”的目的是激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积极性。从发生学来看，发挥领导效能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技术使用者转化为治理共建者，从而激活社会协同共治的内生动力。数智化转型绝非单纯的技术迭代与工具升级，还包含着社会认知方式与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塑。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正确把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以价值引领与制度规制筑牢防线，防范技术工具异化为资本附庸的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6］91。当前，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的客观存在以及个体的数字素养、数字技能差距，极易导致部分边缘群体无法共享数智化转型的成果［7］。基于对这一风险的清醒认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构建技术赋权的普惠路径，着力弥补数字技术延伸过程中的结构性短板，确保数智化转型成果公平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夯实协同共治的社会基础。
（二）权责均衡：党的领导力建设的结构内核
数字技术凭借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延展性及跨时空性，推动传统科层制组织体系不断优化重组，深刻改变了既有的权责配置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作用范围涉及党的各级组织、政府体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形成“一核多元”的复合治理格局。这一格局以权责适配为核心逻辑，有效整合差异化的社会资源与价值偏好，使不同主体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归其位、各尽其能、协同共进，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结构性支撑。在这一结构中，党以“一核”定位为锚点，构建起纵向贯通与横向联动的复合治理架构，有效克服了传统科层制信息割裂、响应迟滞的问题。在纵向上，党依托科层体制的垂直传导链，借助数字化工具构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体系；在横向上，党以区块链、数据共享等技术为支撑，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信息的治理价值。与此同时，党以“元治理者”角色统筹多元主体，以数字技术为联结纽带，将异质性主体纳入协同网络，通过技术赋能明确各主体的治理权限，并对应设定其须承担的治理责任，构建权责对应、功能互补的治理共同体。这种赋权即赋责的建设逻辑，推动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从科层制的统合结构向权责对称配置的结构嬗变，使权责匹配成为维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这一运行逻辑决定了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关键发力点，在于构建适配数智化场景的权责均衡保障体系，确保党的领导力在国家能力与社会韧性协同发展中精准发力，使技术赋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效能。
（三）虚实共生：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实践场域
在场域理论视阈下，领导力的生成与运行本质上是一种关系重构与能力转化的空间实践，而这种实践空间的形态直接决定了领导力的作用方式与效能边界。在传统科层体制下，党的领导活动被局限于地理邻近性与身体共在的物理实场，领导力的作用发挥依赖于层级传导与面对面互动。这一实场形态虽能保障领导指令的权威性传递，但在信息传递效率、决策响应速度与反馈调节精度等方面，均受制于时空约束而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迟滞，难以适配现代化的治理需求。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人类生活空间被深刻重构，并产生了“时空压缩”效应［8］。这不仅改变了时空的组织形态，更催生出一种超越物理边界、以“远程化数字在场”为特征的新型实践场域，它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时代进入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9］。在此背景下，党的领导活动进入“身体离场”与“数字在场”并存的虚实共生时代［10］。但需要明确的是，“身体离场”并非意味着虚拟空间的虚幻化。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而产生的［11］。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因此，虚拟场域同样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实践空间，是党的领导力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拓展场域。虚实共生的场域形态打破了传统物理场域的局限，“促进了分散、非等级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13］的生成，直接驱动党的领导力从具身互动向网络化运行演化，但这不意味着物理场域的不复存在，物理实场依然承担着核心决策落地、关键利益协调、情感信任培育等关键职能，虚拟场域则聚焦于民意精准感知、政策快速传递、多元主体协同等高效能治理环节，加速党的领导力的网络化演进。在虚实共生的空间场域，党的领导力建设的着力点在于整合认知架构，推动领导力场域从物理空间主导向虚实空间协同转换，实现虚实场景的动态平衡，确保党的领导力在复杂的场域形态中持续稳定发力，将场域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四）技术嵌入：党的领导力建设的能力支撑
技术嵌入并非简单的技术工具叠加，而是将技术可供性转化为治理能力，通过对党的领导力体系进行全维度、系统性的调适，构建起适配数智化治理场景的领导力体系。“任何在自身建设的活动方式和物质载体上老是停留在传统落后状态的执政党，都是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的。”［14］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本质上是依托数字技术实现能力体系的迭代升级。一方面，技术嵌入重塑党的精准感知与响应能力。党的领导力建设的首要前提是对社会态势的精准把握，党依托物联网感知终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构建起需求识别、政策供给与效果评估的数字化闭环系统，不仅实现了对民意的精准洞察，而且形成了基于数据反馈的持续学习与迭代机制，使决策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智能驱动，显著提升了政策的回应性与适应性。同时，技术嵌入强化了党的协同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在复杂治理场景下，协同能力是党的领导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技术嵌入通过破除信息壁垒、重塑互动机制，推动党的协同整合能力提升。党以统一战线机制为纽带，将数字治理平台作为核心载体，实现技术嵌入与协同机制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政党、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复合型治理网络，使党的统筹协调能力能够更高效地贯穿治理各环节，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的广度与效能。另一方面，技术嵌入增强党的人机协同决策与风险驾驭能力。数字技术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算法共识与协同智能，推动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决策方式。这种模式并非技术替代，而是在功能分化逻辑下，形成人与技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协同体系［15］。在这一体系中，技术承担数据运算、规律识别、场景模拟等基础性、重复性任务，为决策提供量化支撑；党组织则聚焦算法驾驭、数据解读、价值校准等核心环节，发挥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核心优势；二者协同互动，不仅有效提升了党的治理效能，更为破解国家治理中的“诺斯悖论”［16］提供了能力支撑。
二、数智赋能党的领导力建设的潜在风险
当前，数字技术作为赋能性工具已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形成了结构性耦合，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组织结构与制度运行机制的重构，不断推动国家数智化转型。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在党的领导体系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悲观主义思潮也随之兴起，警示在数字技术赋能党的领导力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风险。
（一）权责配置失衡的责任风险
权责均衡结构强调治理主体权力与责任的结构耦合性，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的介入，多元治理主体借助数字技术赋权实现系统性重构，形成权责均衡的多中心协同网络［17］。在数字技术重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技术赋权往往先于制度调适，从而可能导致权力运行与责任界定的错位，造成权责失衡现象。传统权责关系以具身主体的实在性为基础，责任归属依托于清晰的社会关系与在场主体，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消弭了实在性的边界，以“非人类行动者”身份嵌入领导系统，成为权力运行的重要中介。当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转向人机协同完成时，权力行使主体极易对自身的角色、义务与责任产生认知偏差，形成“技术主导则责任归于技术”的错误认知。这种主体虚化既难以精准界定具体的责任主体，也无法对技术本身形成有效的责任约束，从而极易引发党的领导力建设过程中的责任风险。同时，责任伦理以主体的责任意识为内核，强调治理主体享有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18］，但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治理主体不再呈金字塔形态分布，而是一种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这种共治模式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等级关系，强调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协商和责任分担［19］。然而，在现实中，数字技术虽然拓展了治理主体的范围与行动能力，却未同步建立起覆盖全主体、全流程的制度性问责体系，这种技术赋能与问责制度的非对称关系，不仅易导致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约束，更会因权责失衡而侵蚀治理的正当性基础，进而动摇党的领导力建设的根基。
（二）工具理性僭越的决策风险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将工具理性推向极致，在党的决策实践领域极易催生出“数据至上”的决策方式，进而引发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当下，数字技术正在深度重构社会存在方式，数据循证也在持续重塑治理决策模式［20］。数据循证虽能通过量化论据增强决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升人民群众对决策的接受度和支持度，为党的领导力落地提供支撑，但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决策系统易受算法逻辑的影响，那些低数据密度的场域、难以量化的民生需求以及边缘群体的声音可能被忽视，进而造成不可通约价值诉求的表达困境［21］，甚至形成具有隐蔽性的数字歧视，使党的决策的公共性与代表性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数据决策的闭环性正在消弭决策主体的自主性。党的决策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其自主性与价值判断力是党的领导力在决策领域的核心载体。自主性作为道德主体性的核心，决定了决策过程必然是领导干部依托自身才能、见识、经验与理性判断，权衡多元利弊与价值诉求后做出最优选择的过程［22］，体现了领导干部的自主性与责任感。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智能决策，通过机器自动识别、自动推演实现决策闭环，实质上是以算法解构决策主体的核心判断力，若这种智能决策被无差别地应用于各类治理场景，极易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产生算法依赖，进而弱化其自身的决策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使决策陷入“数据拜物教”的窠臼，导致决策失去应有的温度，也难以回应复杂治理情境中的多元价值诉求，从而压缩党的领导力的作用空间。
（三）虚实空间交织的认知风险
认知是活动主体与世界的意向性关联，而身体图式是认知的具身基础，通过感知运动循环实现主客体边界的动态建构［23］。在传统的科层体制中，党的领导力以具身在场、感官感知同时发挥作用，但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的认知范围，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虚实空间共生的智能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的“离身化”交互方式，打破了主客体在物理场域中建立的认知协调机制，导致党的政策话语在虚实转化中面临着能指与所指的断裂风险［24］。与此同时，虚拟空间“把自我和身份截然分开，造就了一种仅仅存在于行动和语言中的无实体身份”［25］，党的领导实践不再局限于具身在场，部分领导互动通过数字界面完成，身体感知对认知的锚定作用弱化，而身份认知的碎片化可能模糊党的领导主体身份，弱化治理对象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认同，进而影响党的领导力落地。同时，党的领导力的核心支撑之一是思想的统一性与凝聚力，而在虚实空间交织的场景中，算法既可以是意识形态的整合器，也可能成为认知分化的加速器。算法通过精准捕捉用户偏好，持续推送同质化信息，将每个主体局限于自我指涉的符号系统与信息圈层，形成“认知茧房”，从而难以对党的政策、理念产生共识性认知。当不同群体被禁锢于各自的认知圈层时，党的思想引领力就难以实现有效的全覆盖，思想的统一性就会被持续弱化，这不仅会影响党的领导理念的传播效度与认同深度，更会直接冲击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基础，构成难以突破的认知梗阻。
（四）技能适配滞后的能力风险
技术的物理组件仅展现其可能性，唯有当人类将其纳入认知框架时，其才能为组织和个人创造实际价值［26］。党的领导力建设成功与否，不仅依赖于技术本身，更取决于组织架构中的主体，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数字素养是指集数字技术、知识技能、数字认知、态度与价值观为一体的综合性表现［27］，数字能力则是一种在工作和交流中批判性地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28］，是知识社会中的个体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二者共同构成党的领导力建设的能力基石。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面临着数字技术快速迭代与主体数字能力不足的矛盾。当前，数字技术呈现出指数级迭代态势，一些领导干部尚未构建起与数智化转型相适配的数字认知框架，只是将数字技术简单视为一种工具或工作流程优化手段，未能将其融入战略思维与决策框架，导致技术应用停留于表层信息化，难以满足治理方式转型的深层诉求。与此同时，在这种认知指导下，领导干部极易陷入技术路径依赖的误区，把治理效能提升简单等同于技术系统升级，忽视对组织结构、权责关系与制度环境的系统优化。如此一来，技术嵌入非但未能转化为领导力建设的正向动能，反而因领导干部技能不足而陷入技术应用表层化的困境，最终影响党的领导效能提升［29］。此外，技能适配滞后可能导致治理体系的刚性化与创新性受阻。数字技术本身蕴含着工具理性与刚性约束特征，其深度介入党的领导体系，需要领导干部主动优化组织结构、平衡价值目标、协调多元主体关系，实现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机融合，但现实中，部分领导干部的数字技能适配滞后，缺乏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性运用能力，从而陷入技术崇拜的认知误区，使组织结构优化、价值目标平衡、多元主体协调等核心领导职能过度依赖数字技术的自动运行，将自身能力局限于对领导过程的标准化把控，使党的领导力建设陷入自主性不足的境地。
三、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关键进路
技术嵌入党的领导体系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结构化实践中的辩证统一，通过政治势能与技术赋能协同发力，形塑适配数字时代的政治生态。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技术赋能虽为党的领导力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但也存在潜在风险，亟须审慎反思与主动应对，通过强化主体责任伦理、调适决策边界、整合认知框架和提升数字技能等关键举措，有效化解党的领导力建设中的潜在风险，实现技术赋能与善治目标的最佳结合。
（一）完善责任规约体系，强化多元主体的责任伦理
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多元主体依托技术工具深度介入治理场域，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可能引发责任模糊与伦理失范。为此，应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框架中，系统整合责任伦理的规范向度，既要构建适应数字文明特征的责任伦理准则，又要通过制度性安排确立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确保多元主体在数字赋权下实现权责对称、伦理归位，为党的领导力建设筑牢责任根基。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引领，系统整合责任伦理的规范向度。立足数字技术的特征与治理实践的需求，构建涵盖技术应用、数据治理、协同参与等多维度的复合型责任伦理准则，明确数字场景下责任伦理的核心内涵与基本要求。同时，通过制度性安排确立清晰的权责边界，以党的领导统筹规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在数字治理中的责任与权力，避免权责模糊导致的责任悬浮与伦理失范现象。另一方面，推动责任规约的法治化落地，从立法层面构建制度化约束机制。以明晰的条文厘清多元主体在数据采集、算法决策、服务供给等关键环节的职责，明确责任追究的标准、流程与方式，形成赋权必赋责、用权受监督、失职必追责的制度闭环，为责任伦理的践行提供刚性支撑，确保各治理主体在运用数字赋权时切实遵守相应的伦理规范。
（二）规范人机交互，调适智能决策的合理边界
在技术集群的持续演进下，现代智能决策方式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构建起以算力配置、算法优化与数字循证为技术底座的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具有标准化、程序化与非人格化的特征。为在治理实践中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需着力优化人机交互系统，清晰界定人机在决策过程中的功能边界，并合理调整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系统性地预防数据循证可能带来的决策偏差风险。一方面，应明确智能决策系统的工具定位与功能边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为依托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其根本价值在于提升信息处理的广度与精度，增强党对社会动态与民意的感知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6］4。这指明了技术工具服务于政治沟通与科学决策的基本方向。因此，必须从制度上界定算法应用的场景、权限与程序，尤其是在涉及价值判断、利益分配与风险权衡的重大决策中，应明确算法提供辅助分析与预测预警的功能边界，确保党的决策能够精准对接人民的利益与需求。另一方面，应建立人机分工协同的决策流程与责任机制。随着人机协同技术架构的演进，智能决策系统通过算法代理机制实现了部分决策权的让渡，而这种技术介入不仅重构了决策权力的分布格局，更引发了决策主体边界的重新界定，让人机交互界面呈现出决策权共享的新形态。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必须明确界定人机角色，既要充分发挥智能系统在信息处理中的优势，又要切实保证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作为决策主体的地位，确保党组织在目标设定、价值判断与制度构建等核心层面行使最终决定权，确保技术理性始终服务于价值理性。
（三）整合认知框架，统合虚实共生的场域形态
人的认知以实践场域为基础，数字技术的具身化实践打破了传统的“物理—社会”二元空间，催生出“物理—社会—数字”三维空间的新型认知图式，但在实践中，受传统科层组织惯性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深陷技术决定论的认知窠臼，将数智化转型简化为技术装置的表层移植，致使某些地区出现政务App泛滥的问题，滋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之弊。因此，数字技术嵌入党的领导力建设过程，本质上是要打破传统二元空间的认知陷阱，重塑三元融合认知的过程。一方面，以数字技术集群的部署为基础，培育领导干部的虚实协同认知能力。党组织应通过数字化办公、数字化服务、数字化项目等技术实践，推动党的领导场域从物理空间向虚实融合空间延伸，引导领导干部突破物理在场的传统认知局限。这不仅是党的领导场景的转变，更是党的领导认知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打破传统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模式，重塑交互式组织结构。在传统认知模式中，党的领导主要依托上传下达的单线模式，而在数字赋权的新形势下，党不仅要发挥统筹全局的优势，还要拆除与多元主体之间的数据围墙，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全面释放社会多元主体的活力，抓住技术变革机遇推进国家的数智化转型。检验党的认知方式转变最有效的方法在于决策是否最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生活中出现了“一切皆可数据化”的趋势，但数据的价值并非数据集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大决策”“大知识”“大问题”等更深层次的信息。因此，加快党的认知转变最关键的路径在于以数据为纽带，打破虚实场域的认知壁垒，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6］40，掌握数据、驾驭数据、用好数据，为党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技术为人民服务。
（四）构建技能生态，提升数字素养的迭代能力
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拥有基本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更需持续提升适配技术迭代趋势的数字素养。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构建全域覆盖、协同联动、动态升级的数字技能生态。数字技能是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包括硬技能和软技能；数字素养则是数字技能的高阶延伸，是融数字认知、技能应用、伦理自觉于一体的综合素养。在党的领导力建设语境下，构建技能生态为数字素养迭代提供保障，持续迭代的数字素养则为技能生态优化升级提供动力，二者共同夯实党的领导力适配数智化转型的能力基础。首先，构建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推进各级领导干部的数字技能迭代。各级党组织应因地制宜地构建数字素养培育的常态化机制，定期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系统推进领导干部的数字认知迭代升级，同时通过技术实践、线上学习等方式，为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持续迭代提供稳定支撑。其次，建立动态适配的数字素养迭代机制，激活技能生态持续升级的内生动力。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特性，决定了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不能停留在静态水平，必须构建持续迭代升级机制，但“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30］，党组织应在把握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培训内容与实践场景、帮助领导干部熟练掌握数字技能的基础上，坚守“技术向善”导向，将数字伦理融入技术应用全过程，实现数字素养的迭代升级。再次，培育内生驱动的自主提升氛围，保障技能生态与数字素养迭代发展的长效性。领导干部自主学习是数字素养持续迭代的核心动力，也是技能生态能够长效运转的关键，各级党组织应通过搭建多元化线上学习平台、开展数字技能竞赛、树立数字技能标杆等方式，营造主动学习、比学赶超的自主提升氛围；同时，改变传统的集中培训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在跨岗位、跨领域的数字协作实践中相互学习、共同提升，整体增强党组织的技能适配性。这种内生驱动的培育模式，既能保证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持续迭代升级，又能推动技能生态不断优化完善，为数智化转型下党的领导力建设提供技能支撑和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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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萧 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