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传统西方模式的全球领导力出现严重信任危机，大国战略竞争下多边机制的领导效用明显下降，新型治理难题对全球领导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凝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思维，已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领导力提升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开放型全球领导力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的水的领导力哲学，体现了领导原则、目标、方式的开放性，具体体现为“合作—利他—创新—可持续”四元路径。面对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态势，中国可在现有基础上，通过理念引领、机制创新、领域深化、目标统筹等路径，以开放思维凝聚起世界各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具治理效能的方向发展，协同推进中国在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全球治理引领作用，有效提升开放发展过程中全球治理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自身开放型全球领导力，为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注入新动力。
【关 键 词】中华文明；全球领导力；全球治理；逆全球化；开放型领导力
【作者简介】张高原（1989—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中国边疆地区践行周边外交理念研究”（项目编号：2024QQJH09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边疆地区新型‘数字鸿沟’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CMZ03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中国边疆安全学”（项目编号：DF2023ZD06）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6）02-0030-08
在当前的逆全球化态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开放型全球领导力的世界价值进一步彰显。当今世界，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西方国家文化保守主义逐渐抬头。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亟须一种积极的引领性力量来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深入发展，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全球化向前推进的核心领导力量。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欢迎宴会上曾援引老子的名言“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用来形容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流，泽被万物。［1］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全球领导力模式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智慧，深刻体现了“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意蕴，是一种与西方传统霸权模式完全不同的开放型全球领导力。现阶段，进一步认识中国全球领导力开放型特点的形成逻辑与思想脉络，并深入分析其实践路径，对于更好地认识全球领导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领导力难题
当前，逆全球化态势正在摧毁全球治理的原有架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航海大发现和帝国殖民阶段的全球化核心在于以武力胁迫构建不公平、不对等的殖民体系。至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虽无法完全规避非中性问题，但也带有一定的公平性和自由贸易特征，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2］全球化时代，为解决各国共同面临的跨国性问题，全球治理得以深入推进，但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态势，使得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出现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全球治理的进一步深化。
（一）传统西方模式的全球领导力出现严重信任危机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以西方为主的全球领导力模式出现了系统性问题。二战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客观上通过跨国企业全球布局、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构建等方式，逐步建立起以自身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其国内民粹主义情绪的不断发酵，传统西方模式的全球领导力出现严重危机。
1.单边主义领导力架构严重冲击全球治理的合作基础
二战后，国际社会通过复合的制度建构，形成不断深化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成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基础保障。［3］但近年来，逆全球化态势日趋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追求以单边主义取代合作的领导方式，试图凌驾于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之上，以自己片面的意愿来安排国际制度设计，甚至左右国际关系走向。这使得我们发现，虽然全球治理日益重要，但全球合作似乎变得非常有限。［4］
2.以自身利益为先的领导力诉求导致全球治理走向霸权化
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群体合作的重要前提，但传统西方领导力模式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领导来控制整个体系，从而为自身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风险，面对发展放缓的国际经济形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开始抬头，抛出自身利益优先等论调，通过对全球性权力的攫取，试图获得与自身贡献不相符的利益。这不仅进一步影响了国际经济的复苏速度，更使得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等层面的领导力持续下降，更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传统西方模式的全球领导力的局限性，看清了其逐利本性。
3.朝令夕改的领导力方式导致全球治理的走向渐趋失控
“一诺千金”是领导力的重要内核构成，但是传统西方模式的全球领导力经常以国内政治层面的政府更迭为借口随意改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策立场，特别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民粹主义对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层面的影响不断增强，其并不想为全球治理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而是试图垄断全球治理的关键性资源。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类似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移民政策等不断涌现，极易导致全球治理发展方向失焦，进入“漂流”状态。
（二）大国战略竞争下多边机制的领导效用明显下降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制以及欧盟等区域性多边机制迅猛发展。多边机制在相关范畴内的国际议题研判和处置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对全球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效果。但是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多边机制呈现出基础不牢、发展受阻的整体态势。［5］
1.“退群”外交导致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权威弱化
国际制度是当前国际多边机制建设的核心所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机制内的制度化水平。二战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高度的制度化建设，巩固了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领导核心地位。在国际多边机制中，通常而言，大国是国际制度的创设者和掌控者，“退群”往往是弱国或崛起国在认为遭受不公对待之后的外交行为［6］，但近年来，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多边机制重要成员的美国，竟然在多个领域推动“退群”外交，试图将自身与国际机制剥离。这从动机上看可能出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考量，但从现实影响来看，这严重冲击了国际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弱化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能力。
2.欧盟等区域性多边治理机制对全球治理的助推作用减弱
全球治理的顺利推进并不仅仅体现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的构建上，而是一直是靠两条腿交替前行，另一条腿就是欧盟等区域性多边机制。［7］与联合国等国际性多边机制的领导方式不同，区域性多边机制要实现的领导目标不仅是推进区域内资源的高效整合，而且是实现自身在与他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全球化全速推进的历史阶段，全球治理目标与区域治理目标呈现出共辙同途的统一性，并且随着区域化层次的深入，其发展趋势与全球化更加同步。但是，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区域间的竞争逐渐超越合作，区域化从开放向保守转变。例如，欧盟在数字科技等领域，由于相较于中国和美国等经济体不具有技术优势，因而更加强调以自身为主体对数字科技进行法律和伦理管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全球层面的数字治理有效性。
（三）新型治理难题对全球领导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呈现出全新态势，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人类前途命运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8］特别是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不断演化，原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面临冲击，各种新的全球治理难题对全球领导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1.传统与非传统治理问题相互交织，呼唤主体开放的全球领导力
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有效解决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是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动力。但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不断蔓延，各种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传统性治理问题与逆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非传统治理问题相互交织，甚至在交叠影响的过程中出现风险隐患的非线性演化趋势，进一步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面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全新发展态势，需要破除传统西方全球领导力的封闭思维，形成更为开放的全球领导力，最大限度地将多元主体纳入全球治理的框架，形成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国际合力。
2.安全风险与发展困境同时出现，要求面向可持续的全球领导力
经济全球化肇始于全球经济大市场的不断扩大，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的结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维度是其重要的核心主线。但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大国地缘博弈等因素共同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出现困境，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呈现新特点。从当前的全球治理症结来看，全球发展困境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维度出现了问题，而是呈现出全球发展问题与全球安全问题的深层次风险叠加态势，仅仅聚焦安全议题或关注发展话题，都难以有效实现全球治理的可持续推进。因此，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领导力需要进一步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以系统思维实现治理效能的长期可持续。
3.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秉持互利共赢思维的全球领导力
在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相互依存”理念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9］，促进了各国从共同利益出发，进一步加强基于制度的合作。但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发展模式面临严重冲击，美国等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对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作用持续下降，更因保守的贸易政策、“小院高墙”的科技合作观等，成为全球治理顺利推进的强大阻力。因此，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领导力必须继续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理念，特别是作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更应坚持共同利益观，推动各国共同利益的成功实现。
二、上善若水：中华文明指引下的中国开放型全球领导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的同时，高度关注全球治理议题，努力实现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统一。中国逐步走到国际舞台中央，从传统上的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导力量。当前，总结和凝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思维，已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领导力提升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以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为思想指引，展现中华文明的智慧成果。水是中华文明中的一种典型文化符号，以中国文化中的水为具象化来源，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全球领导力分析路径，可以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重要的思维支撑。
（一）中华文明思维下水的领导力哲学
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符号载体，其来自乐山乐水的中国人对身边具象化事物的思想挖掘，更来自中国人对所向往的水之德行的文化思考。例如，儒家思想认为水能够体现君子的品质，具有君子所应有的德、仁、义、智、勇、明察、教化、正直、分寸、意态等一系列特质；道家思想强调“上善若水”，认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应像水一样，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10］；法家思想也认为水具备一切美好的品质，如仁德、诚实、中正、道义、谦卑［11］。
从领导力的视角来看，水所体现的领导智慧集中体现为其“开放”特性。
1.领导原则的开放性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认知中，领导力就是带领一群人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能力。［12］在领导的过程中，领导者如何处理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从传统视角来看，领导者的领导原则在于通过激励奖惩来凝聚团队的意志，确保被领导者服从自身的领导。这种领导原则的问题在于，相较于领导者而言，被领导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常常导致整个团队逐步从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向以领导者为核心的一元化方向转变，扼杀了团队的创新力。从水的领导哲学角度来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领导者要想拥有水一般的领导力，就要改变原有的领导方式，构建团队的包容性文化，更好地兼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团队成员，真正凝聚起团队成员的力量。
2.领导目标的开放性
水有形，也无形，正因为水的形态千变万化，才使其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改变来浸润不同的事物。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一个团队向前发展，必定要有自身的目标，并且团队的前进目标必定要有延续性，能够体现领导目标的刚性。［13］但从团队的长期发展着眼，在千变万化的客观环境中，领导目标不能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否则会使得整个团队的活力被困于僵化的目标中。水激则悍，矢激则远，水既具有领导力的刚性，也具有千变万化的柔性。具有水之领导力特点的领导者，可以带领团队打造出开放性的领导目标体系，更好地适应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以自身领导目标的及时调整来实现团队的更好发展。
3.领导方式的开放性
在领导力运行方式方面，水的领导哲学集中体现在领导决策和领导权力方向两个层面。一是在领导决策方面，领导者通过做出正确的决策来赢得团队成员信任，指出前行之路。［14］涓涓细流汇成海，点点纤尘积成山，水的领导哲学就在于通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对事关团队发展的大方向、大举措进行研判，形成符合整个团队发展的合理决策。二是在领导力的作用方向上，水之领导力的开放性在于其不仅自上而下、自中心至边缘地单向度施加权力，而且会通过与他者互动来重塑自身，甚至会因气温变化而出现水、冰、汽之形态的相互转化。因此，如水一般的领导者不单单为体系提供方向指引，自身也是体系中之一员，乃至为了团队的整体而做出自身的改变。
（二）基于水哲学的开放型全球领导力新模式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呼唤中国进一步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当今时代，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的效能严重不足，美国故步自封的关税政策正导致新旧全球治理难题叠加演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进一步贡献智慧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提供方向指引与动力来源。基于中华文明中水的哲学，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模式与传统全球领导力模式迥然不同，其以开放为核心理念，发展出“合作—利他—创新—可持续”四元路径，构成“一核心四路径”全球领导力新模式。
1.以中国之开放领导力为全球治理引领方向、注入动能
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性交往的重要阶段性表现，其本身对于特定国家和群体具有“双刃剑”作用。总体而言，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但随着发展中国家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片面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其全球垄断地位构成了威胁。因此，原本作为全球化重要推动力量的发达国家中反而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这种逆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对全球化的背离。［15］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一员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其在推动全球治理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开放思维，始终认为中国同其他国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始终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的关系并非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认知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正和关系［16］，是能够通过携手并进共同做大增量的。因此，作为在全球治理中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大国，不能封闭自身、孤立他者，更不能在全球治理中以自身的特殊地位为自身利益服务，而应秉持开放包容之思维，如水之滋润大地，如海之包容万物。
2.通过四元路径之结合凝聚起应对逆全球化的国际合力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基于水的哲学的开放型全球领导力构建，具体体现为“合作—利他—创新—可持续”四元路径，以四元路径的聚合来全面推动开放型全球治理架构的不断形成。
构建以开放为核心思维的全球领导力，要秉持合作精神。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以“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来比喻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不仅要善于为全球治理指引方向，而且要能够团结起最广泛的世界力量，共同为全球治理难题的解决贡献智慧。因此，全球治理中大国领导能力的发挥，既要看其自身的能力是否足够，也要看其是否能够以包容的心态构建起广泛而稳定的合作架构。
构建以开放为核心思维的全球领导力，要坚持利他原则。主权国家作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关键行为主体，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在于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国际政治的演进中，主权国家如果陷入对本国利益的偏执之中，罔顾其他相关行为体的基本利益诉求，则极易陷入佛教文化中所说的“我执”。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引领性力量的大国，如果只关心本国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者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则其领导能力将会受到各方的质疑，其也就难以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力量。中国文化历来强调推己及人，追求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的共同实现，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观也强调“胸怀天下、自利利他的包容性发展”［17］，在开放的思维路径下推动全球治理不断深化。
构建以开放为核心思维的全球领导力，要具有创新理念。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唯有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创新，才能够扭转全球化向逆全球化方向倒退的现实局面。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推动全球治理向机制创新方向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等国家作为原来的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其自身利益与原有全球治理机制之间实现了深度捆绑，如其在全球金融体制、融资体制和商业结算体制等方面的固化利益，因此，其对推动全球治理创新采取了保守的态度，甚至妄图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近年来，中国为进一步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等重要理念，秉持并不断践行具有开放思维的全球领导力模式。
构建以开放为核心思维的全球领导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关键在于持之以恒。从全球治理的发展现状来看，近年来，诸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区安全事件频发，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也出现巨大波动。此类国际风险事件不断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等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没有真正树立整体思维，而是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攫取短期利益。此举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相对，中国所坚持的新全球领导力理念认为，要从历史长周期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高度把握世界大势，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18］
三、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构筑开放型全球领导力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以来，中国正逐渐成长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领导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治理构成的现实威胁，为有效应对原有机制效用下降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中国深入践行新时代大国外交路线，为全球治理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水利万物而不争。”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向世界充分展现了自身鲜明的开放型全球领导力特质，进一步增进了国际社会对全球领导力的理解。当前，在逆全球化态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中国开放型全球领导力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一）理念引领：以开放思维凝聚起世界各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合力
当前，源于西方的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构成严重影响。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其延续第一任期的执政风格，以排他取代包容，以强硬取代协商，以单边取代多边，以利益交换取代价值输出［19］，对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构成严重冲击。“西边不亮东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面对肇始于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的严重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需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深入发展的支柱力量。特别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中进一步增强自身以开放思维为基础的全球领导力，从而有效抵消美国等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对全球治理造成的冲击，同时凝聚起各国的力量，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深化发展。为此，一方面，中国需向世界全面阐释自身对全球领导力的理解。从全球领导力的表现形态来看，主要分为基于霸权和强权的领导力，以及基于文化和价值理念的道德影响力。中国基于自身文化形成了开放型思维的全球领导力，但让世界更好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向世界更好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与西方的霸权领导力、封闭领导力全然不同的开放领导力，中国独特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开放型全球领导力思维的核心框架为何等。另一方面，中国应进一步打造基于开放思维的全球倡议体系。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要国际倡议，以主动提出建议或阐述主张的方式开展对外关系和国际交往。［20］当前，可尝试进一步丰富中国倡议外交的体系，提出基于开放型思维的全球领导力倡议，建议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引领作用的大国以开放取代封闭、以互利共赢取代自私自利、以可持续取代短视，进一步凝聚全球治理合力。
（二）机制创新：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具治理效能的方向发展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对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全球治理的推进动力出现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深化调整，以开放型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提升全球治理效能。一是推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基于开放思维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前，在美国“退群”外交等事件的影响下，国际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有所下降。面对这一态势，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即“国际形势越复杂，越需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全球挑战越突出，越需要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21］。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推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引领性作用，既要坚定支持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粉碎美国等国家试图弱化国际多边机制、以封闭的小团体代替开放性全球治理的图谋，又要进一步推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向着更加网络化、更具包容性和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方向发展。二是以开放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抵消排他性“小多边”的消极影响。近年来，美国大肆拉拢其盟友构建“小多边”机制，其基本思路是以自身的同盟化路径来为小团体争利，排斥其他国家参与，忽视甚至侵犯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区域性机制的构建，形成自身开放、相互兼容、共同发展的全球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网络。
（三）领域深化：协同推进中国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全球治理引领作用
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引领性作用的发挥需统筹兼顾传统和非传统的公共领域。近年来，全球治理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算法、大语言模型等最新的科技成果对传统全球治理具有重塑功能。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发挥自身作用，更好地引领全球治理深化发展，也需要实现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协同推进。一方面，需要全面关注非传统领域这一全球治理的新高地，推动非传统领域全球治理形成开放型的国际合作架构。非传统领域具有合作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础，特别是由于非传统领域各种安全威胁的出现，人类遭遇“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22］，共同的安全威胁使得各国在推动对非传统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具有普遍性利益。在此进程中，中国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共同应对普遍的安全威胁，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例如，针对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贡献。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23］。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传统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要实现传统与非传统领域全球治理的同步推进。当下，在非传统全球治理领域重要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政治、军事、安全等传统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地缘政治回归过程中出现了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的问题叠加升级的现象。［24］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对传统领域全球治理的引领作用，重点推动诸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全球贸易冲突等问题的解决，同时充分关注人工智能等非传统领域的发展给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等带来的影响，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四）目标统筹：有效提升开放发展过程中全球治理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开放型全球领导力注重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当前，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严重的现实冲击，其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两者的统筹。中国作为开放型全球领导力的重要主体，现阶段需要提升对全球开放发展的助推力，为全球开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抗风险能力支撑。一是推动开放发展继续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旋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源突破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界限，在全球层面实现了最优配置。但是，在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设置了关税壁垒等重重障碍，对全球资源的开放性配置构成了严重制约，极易发展成为诸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美国蔓延至全球的经济封锁浪潮，而这必然给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带来沉重打击。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坚定做国际发展的推动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带动了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再平衡。［25］当前，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开放型国际合作举措的实践，以中国的发展引领国际开放发展的持续深化，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机制，同相关国家深入探讨构建开放型国际发展格局面临的现实阻碍因素及其突破路径。二是提升抗风险能力，为国际社会的开放发展筑牢安全基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凝结。［26］在全球治理进程中，需要在全力推动国际社会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确保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中国在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同时，需要关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闭贸易政策对国际安全机制的冲击，特别是其可能运用霸权政治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图谋，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共同加以抵制；需要关注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出现阶段性问题而带来国家政权动荡和社会局势恶化，通过为其提供发展支持等方式，确保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需要关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长期存在的地区争端，通过积极劝和促谈，使其重回和平轨道，以区域稳定助推全球安全。
四、结语
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深层次互动，是推动世界发展和解决时代问题的现实途径。［2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砥砺奋斗，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深化。从全球治理角度看，近年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不断推出封闭保守的关税壁垒政策，全球治理的进程面临严重挑战。面对全球治理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选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自身的引领作用抵消逆全球化思潮的消极影响，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作用更为突出的大国做出了表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和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力有着共通之处，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利万物而不争”的水的哲学，都体现了领导力主体自身的开放、合作、利他、创新和可持续精神，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对于解决今天的时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全新的全球领导力思维模式。当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必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中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身基于开放思维的全球领导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为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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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姜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