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领导力既是构成政党力量的重要内容，也是彰显政党力量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在不同历史进程有不同的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为领导权威的确立与核心特质的锻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表现为执政领导力的制度化探索与构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表现为领导力建设的调整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表现为领导力的变革重塑与全面强化。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领导力建设的根本任务与价值导向，强化理论武装是领导力建设的思想法宝与行动指南，坚持群众路线是领导力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科学方法论，落实责任制是领导力建设的坚强保障与关键举措。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应加强决策力建设，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加强统筹力建设，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谋划；加强监督力建设，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加强公信力建设，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决策力；统筹力；监督力；公信力
【作者简介】孙大伟（1982—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纪检监察学、中共党史党建学；樊嘉浚（2001—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廉政学。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与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023SHXB05）
【中图分类号】C933；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6）02-0005-09
领导力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领导力贯穿于政党整体权力运行和全部管理活动中，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是决定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条件。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顶梁柱。从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再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百余年来，我们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这些都充分证明，我们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一、研究缘起
（一）西方领导力理论的演进
西方早期的领导力特质学派着眼于识别领导者与生俱来的个人品质，认为改变人类历史的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杰出人士。［1］智能与支配力这种稳定的性格特质是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区分开来的关键。［2］在此基础上，西方领导力研究的逻辑脉络进一步延伸，核心议题由探寻“领导者是谁”转向剖析“领导者做什么”，由此催生了领导力行为学派。该学派提出以雇员为中心的“关怀结构”与以生产为中心的“激发结构”二维模型，认为领导力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和培养的。20世纪60年代后，领导力权变学派兴起，其核心观点是，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最佳”领导风格，有效的领导力是领导者、追随者和情境三者之间动态互动的结果。［3-4］换言之，领导者行为风格需要依据环境进行权变，才会达到理想结果。当代西方领导力研究则更为关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深层互动，新领导力学派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该学派强调通过理想化、愿景式和激励式的行为感召追随者，促使他们为了更高尚的目标而转化自身兴趣。［5］虽然西方领导力理论为理解领导力的本质、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但其理论模型多源于西方企业组织或社会文化背景，直接用于分析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使命型、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其分析范式往往忽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在特定历史使命驱动下的领导行为逻辑。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党的领导力建构展开了不懈探索，逐渐形成了以下两大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历史逻辑与思想理论的研究。在历史逻辑层面，这类研究通过梳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演进，展现“党领导一切”原则的确立与发展过程。［6-8］有研究指出，“党领导一切”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确立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调整巩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加强规范等历史阶段。［6-9］在制度层面，有研究展现了从改革开放后首次提出“党的领导制度”这一命题，到新时代确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进程，党的领导制度日益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10］在思想理论层面，有研究深入分析了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领导思想的论述，特别是习近平对毛泽东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11］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能力与制度框架的研究。这类研究聚焦于党的领导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党的领导力建设展开了深入探讨。有研究将党的领导力概括为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能力，是党的先进性和能动性的直接彰显。［12］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力”框架，成为分析领导力核心要素的普遍范式。提升这“四力”，被视为战胜困难、化解风险的必由之路［13］，而支撑这些能力发挥作用的，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显著优势，包括能够进行长远战略规划的远见卓识优势、强大的社会整合和全国动员优势。这些优势的发挥，根本上依赖于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通过在实践中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党领导一切”提供根本保障。［14］这些研究深化了学术界对党的领导力的理解。然而，既有研究在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系统性框架的建构以及核心能力的精细化提炼上仍有不足。本研究系统揭示了党的领导力是在“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群众路线”与“落实责任制”的内在逻辑闭环中自我生成与发展的。同时，本研究聚焦新时代新征程，总结提炼并系统论述了加强党的决策力、统筹力、监督力、公信力建设是成功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深化党的领导力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域与理论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通过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任务与时代挑战，在理论探索、制度构建与实践创新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中不断锻造、调适与升华的产物。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党的领导力建设始终围绕着“如何确保党能够有效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性课题展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权威的确立与核心特质的锻造
在我们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深入，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并在应对革命斗争的挑战中为领导力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为，既要从政治上确立党的领导的绝对权威，也要从组织上锻造出决定其领导效能的根本特质。这一逻辑的起点是对领导组织载体的初步构建。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7条至第13条都是针对党的委员会的工作要求，这是关于党的领导机构建设的规定。1927年，党的五大首次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根本组织原则。此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案章程决议》，明确写入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关键表述［15］86，在制度层面为党的领导力构建提供了程序保障，旨在确保决策的科学性。面对革命斗争的极端情境，党的领导力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1927年9月，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第一次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6］这并非简单的组织调整，而是将党的政治影响力与组织力渗透到武装斗争末梢的制度创举。抗日战争期间，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同样是党的领导模式根据外部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典范。此举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积累了经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将党定位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并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系统阐明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这标志着党对其领导力的作用范围和权威来源进行了明确的理论界定，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的逻辑闭环，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力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执政领导力的制度化探索与构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党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重大变更，党的领导力建设也通过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得以加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党的领导力建设面临严峻挑战。这一时期，领导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相应地转变为如何将革命胜利的政治权威系统性地转化为对国家政权的制度化、规范化领导，以探索并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确保党中央对国家政务的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制度化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195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的试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权，为党的领导力建设夯实了制度根基。［6］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论断。［17］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确立了党在全国的核心领导地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再次郑重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18］这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党的建设原则两个维度上，对党的执政核心地位予以了法理与政治的双重确认。为确保党中央作为最高决策中枢的地位，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这些小组作为党中央的直属机构，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报告工作。这一建制明确了“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的决策流程，确立了党中央作为唯一“政治设计院”的地位，形成了决策权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在此模式下，具体执行与细节决策的职能归属于政府机构及其党组织，从而在组织架构上有效保障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权威，为党的领导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坚定遵循，为稳定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从宏观层面重申了党对工、农、商、学、兵、政、党等所有领域的全面领导，明确了这一根本政治原则。［9］同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广州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围绕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党的领导在范围、主体与方式上的具体要求，强调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而非书记个人领导，并就如何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外行如何领导内行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原则，为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和落实党的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领导力建设的调整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党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调整规范、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其内在逻辑是根据急剧变化的内外情境，主动调适和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在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探索更为科学、民主、法治的执政模式。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质疑声音，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调整规范、改革完善“党领导一切”思想。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19］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15］330这一原则性规定一直沿用至党的十八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世纪之交，为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江泽民同志重申“党领导一切”的思想。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20］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21］14和“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21］18等原则和要求。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2］这一系列论述标志着党对领导力的理解已从传统的“领导”概念深化为系统化治理能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力的变革重塑与全面强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一些领域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等严峻挑战，党的领导力建设开启了全面强化与变革性重塑的新阶段。其内在逻辑是实现对党的领导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范式的根本性升华，将党的领导从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制度的最大优势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并将其全面、系统、整体地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方向原则、观念体制、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展巡视巡察工作以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阐述了“党领导一切”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2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同时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要内容。［24］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删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相关表述，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5］601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之首［25］3，提出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5］14。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出党中央对党的领导认识的不断深化。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宝贵经验，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并将“坚持党的领导”列为党百年奋斗“十个坚持”历史经验之首。［26］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并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列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被写入党的二十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成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新征程上的改革事业做出了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并着眼未来发展，将“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立为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政治保证，同时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充分彰显出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这一系列重大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领导力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内在要求
我们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也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过程，其中，党的领导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党加强领导力建设不是随意随机的，而是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领导力建设的根本任务与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力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我们更好地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种危险”，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7］列宁更是直接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28］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来源于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而党的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是纯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严格条件，而且单列一章制定关于“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的规定。［29］这就是通过组织的纯洁性来保证先进性。可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对党的根本属性做出了科学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表述明确了其深厚的阶级基础；“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表述彰显了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族代表性。可见，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能否保持并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仍然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基于本色坚守难题，以政治引领力时刻叩问初心与使命；基于思想建设难题，以凝心铸魂力确保全党始终团结统一；基于执政效能难题，以科学决策力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基于干事创业难题，以真抓实干力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基于正风反腐难题，以自我净化力永葆百年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就是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侵蚀党的纯洁性的消极因素做斗争，从而确保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考验中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与政治本色。
（二）强化理论武装：领导力建设的思想法宝与行动指南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坚定不移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创造辉煌，一条至关重要的历史经验便是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通过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使广大党员干部头脑清醒、信念坚定，从而确保全党在思想上高度统一、意志上坚不可摧和行动上强大有力。我们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百余年来，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领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并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重中之重。只有通过深度理论武装，实现全党在政治、思想、理论、情感上的高度认同，党的领导才能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预见性、洞察规律的科学决策能力以及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强大战斗力。
（三）坚持群众路线：领导力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科学方法论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我们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全部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指归便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决定了党的生存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力量汲取必须以人民为源泉，事业成败必须由人民来评判，三者构成了党群关系的有机统一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成功应对在执政、改革、市场与外部环境下面临的复杂考验与多重挑战，关键就在于始终维系并巩固与人民群众的这种有机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构成了党抵御一切风险、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前提与不竭动力，是党在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生命线。可见，党的群众路线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与科学方法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精英阶层与其支持者的关系，而是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践行中央八项规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倡导“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推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就是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四）落实责任制：领导力建设的坚强保障与关键举措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将党的建设提升至重大政治责任的战略高度，这证明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进入崭新境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必须在持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革命性锻造中得以巩固与升华。因此，构建权责清晰、层层递进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实质是将抽象的政治原则与纪律要求转化为具体化、可操作、可问责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其最终价值指归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刚性约束，确保各级党组织与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熔铸于思想、见之于行动，从而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贯彻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勇于承担政治责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在属性与鲜明品格。为将这一政治品格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我们党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启了对党内责任制度化的深刻探索，“责任制”的理念由此而生。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建立责任制”的要求，指出：“明确分工，专人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上级对下级要切实加强指导、检查和监督。对问题严重的地方和部门，上级要派人下去帮助处理。”［30］我们党特别注重权责的统一性，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党委（党组）要承担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的坚强保障和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31］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就是要落实好责任制，使各级党委（党组）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发展趋势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32］，把握好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党的决策力、统筹力、监督力和公信力建设，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提供更为坚实的政治与组织保障。
（一）加强决策力建设：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
党的决策力是指党审时度势、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百余年来，党的领导力不断加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党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科学准确判断形势，做出正确决策。在党成立早期，我们党就连续做出过几次关键抉择，一举扭转局势，迎来发展机遇。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危急局势，党中央果断放弃国共合作领导革命的模式，发动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开始走向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面对秋收起义失败的革命形势和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毛泽东同志果断放弃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转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的危急关头，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召开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一抉择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将提升党的决策能力置于极端重要的战略位置。决策力作为领导力的核心构成要素，本质要求是运用战略思维洞察全局、把握大势、谋定未来。科学决策的前提在于具备高远的战略眼光，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来审视和定位区域性、部门性工作。科学决策的过程是一个遵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严谨实践过程，它要求在决策前进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与综合分析，对决策方案的可行性、效益性进行全面权衡与辩证考量，并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方论证的民主程序实现科学取舍，从而保证每一项决策符合客观实际与事物发展规律。因此，在新征程上强化党的领导力，关键在于持续锻造与提升党的科学决策能力，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二）加强统筹力建设：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谋划
党的统筹力是指党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百余年来，党的领导力不断加强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党能够清醒认识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复杂形势，统筹抓好各项工作任务。我们党成立之时正值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受灾受难之际，处于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甚至亡国灭种的巨大风险当中，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创造了独立自主、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因此，对于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的困难、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是要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洞察发展与安全的内在关联，将提升党的统筹力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统筹力作为系统观念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能动体现，本质要求是党必须善于在复杂系统中整合要素、优化结构、协同联动，以实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这一科学方法论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理论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核心要义阐发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即必须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这一安全思维范式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安全视野，要求在一个多维、关联的整体框架内实现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诸多范畴的辩证统一，旨在构建一个系统集成、运行高效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新征程上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之一，便是持续强化党的系统思维与整体驾驭能力，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实践中，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根本遵循。因此，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需要增强党的统筹能力，善于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谋划，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坚持稳中求进。
（三）加强监督力建设：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
党的监督力是指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百余年来，党的领导力不断加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党注重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严明党的纪律、整饬党的作风，确保全党令行禁止。百余年来党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监督有力则党的领导坚强有力，监督乏力则党的领导软弱涣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而党内监督正是实现自我革命的根本路径。对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贯穿于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全过程。建党之初，党的一大制定的纲领就对地方组织的监督做出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党的监督意识的初步觉醒。此后，从党的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一专门监督机构，到1928年中央专门制定巡视条例，党对构建自我监督机制不断进行艰辛探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立足于时代条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监督工作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自我革命推向了全新的理论与实践高度，其中，监督力量建设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权重。党的十九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理论命题，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从分散、独立的监督模式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新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一顶层设计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党对监督工作的统一领导，将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等多元监督主体的功能进行有机整合，旨在克服以往碎片化、反应式的治理弊端，凝聚形成目标一致、行动协调的监督合力。因此，新时代锻造坚强领导力的逻辑必然是构建起强大的监督能力。这要求我们党以完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为核心，统筹推进各类监督力量的贯通协调，最终形成一个对权力运行实现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制约的监督新格局。
（四）加强公信力建设：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党的公信力是指党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而取信于民的能力。百余年来，党的领导力不断加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党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危害始终保持清醒认识，驰而不息地改进作风，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百余年来的党史已经反复证明：只要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党的形象就会深入人心，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得到极大巩固和有力提升；只要党内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党的事业必然遭受挫折，党的形象必然受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必然被耗损和透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加强党的公信力建设，紧紧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党的公信力作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根基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而信任的确立直接源于党的优良作风的展现与实际工作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将作风建设提升至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其核心要义在于，将崇尚实干、力戒空谈作为基本的执政理念，要求各级干部在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将对人民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可见的、可检验的政策成效。因此，新征程上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内在要求之一便是持续强化公信力。这需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始终秉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担当，将言行一致、狠抓落实的实践品格内化为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从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五、结语
我们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昭示出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我们党自身建设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就导致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紧迫。因此，我们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历史主动精神、钉钉子精神，以必胜信心、如磐恒心、坚强决心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确保党的领导地位毫不动摇，完善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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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白埕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