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推动了媒介与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度融合，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媒体智能化使得泛在化时空覆盖、具身化情感交互以及靶向化智能推荐成为现实可能，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力、触动力与精准力。与此同时，媒体智能化也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媒介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境内外错误思潮的交织渗透、圈层区隔与众声喧哗的消解挤压等诸多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应从技术治理与资本规制、底线防御与制度牵引、素养培育与队伍建设等方面优化传播策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引领、保障与支撑能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
【关 键 词】媒体智能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
【作者简介】代成军（1997— ），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周远（1982—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精准思政’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研究”（项目批准号：22XKS023）
【中图分类号】C936；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6）01-0153-08
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为做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355当前，媒体智能化进程迅猛推进，极大地提高了媒体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效率，凸显了个体信息接收的偏好性，加剧了信息内容的碎片化和多样性，在拓宽公众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也模糊了信息真伪的界限，增强了各种社会舆论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这不仅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难度，还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增加了网络舆论场的安全隐患，从而将媒体传播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博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在媒体智能化视域下应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新挑战，充分释放媒体智能化的传播“红利”，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媒体智能化推动媒介与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度融合
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历来是哲学、新闻传播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探讨的重要议题。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内嵌互构、深度融合的现象日益显著。意识形态越来越借助于新兴媒介技术与载体，实现其整合、凝聚、规范等功能，媒介也越来越承担起意识形态的聚合及认同建构功能。［3］这种趋势已成为在智能化媒介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
一个时期内，标榜西方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等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人鼓吹抽象的、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和“价值中立”，试图淡化或否定媒介的意识形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与回应，指出：“新闻舆论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4］307“新闻媒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4］327“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我们要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2］185媒介传播活动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服务于经济基础和特定的阶级利益，因此始终存在意识形态属性。思想和观念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媒介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当然也继承了这种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媒介不仅传播特定的知识和信息，更在无形中影响着社会认知框架与权力结构塑造，推动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维持。在媒体智能化时代，媒介所蕴含的算法逻辑和技术应用，体现了其对内容导向、议题设置和传播目标的价值偏好，使其在信息流转中扮演着“编辑”“策展人”的角色，赋予了信息生产与传播以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性和影响力。智能化媒体的实时性与互动性强化了意识形态对时间维度的即时控制，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在场性”，并通过选择、组织和呈现内容，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特定的观念、立场和价值观，或呈显性（如新闻报道中的立场表达、褒贬态度等），或呈隐性（如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和图像选择等），成为塑造公众认知、引导社会舆论、塑造个体与集体身份的重要力量。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媒介通常被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或渠道的载体形式和组织结构来理解，主要是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以及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5］例如，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就认为，“媒介是插入传播过程的中介，是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6］。这一工具性特质体现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外在功能和权力资源，通过文本、图像、声音等符号形式外化意识形态内容，直接参与信息的传递与扩散，赋予意识形态传播不同的覆盖范围、传播效率与控制能力，实现对意识形态传播的传输、放大和精准操控。然而，随着媒体智能化趋势的不断强化，媒介作为单一传播工具的功能属性不断弱化，而其本体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属性逐渐凸显，“再也不能被视为中立、透明，或被视为它所传播的信息的附属品、补充物而被打发掉”［7］，成为意义生产和价值塑造的重要参与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理论，指出“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8］，认为媒介本身形塑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和社会结构，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形成了“媒介即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9］，强调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意识形态自身。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的工具属性依然会存在，并且愈发拟人化和智能化，媒介本身也参与了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信息内容的生成者、信息框架的设定者，其形式、结构和特性在塑造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作用。
媒体智能化时代的媒介与意识形态深度融合，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意识形态整合与强化的必然选择。从技术维度来看，媒体智能化作为一种技术产物，塑造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崭新图景。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10］，即揭示世界的新面向。媒介是技术与意识形态交汇的核心空间，不同媒介形态通过其技术特性（如视觉、听觉、交互等）参与意识形态的塑造与重构。作为依托算法、数据和算力实现传播优化的技术体系，媒体智能化既是对传播过程的高度程序化、技术化改造，也是意识形态深度嵌入传播过程的技术载体，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兵器”。个体在技术制造的“自由选择”幻觉中，被引导接受特定意识形态，形成“个性化的同质化”，体现出媒介的技术逻辑与意识形态整合的自然趋势。从文化维度来看，智能化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场域，是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空间。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非外在强加，而是利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等“传播机器”，“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等等”［11］，使得意识形态内化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智能化媒体平台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内容转化为生动直观的感性语言和符号体系，短视频、直播、表情包等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使个体在愉悦的体验中不自觉地接受特定价值观念。随着娱乐化的媒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信息的复杂性被简化为吸引眼球的符号和快餐式的消费品，“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12］，文化生产不再以深度分析和逻辑推理为核心，而是以吸引注意力、迎合受众趣味为目标，强化了意识形态内容的轻量化与消费化，也让意识形态建构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从而形成了一个深度嵌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从政治维度来看，媒体智能化作为一种符号权力，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动态重构与斗争交锋。媒介的形式本身具有支配力，意识形态通过媒介的符号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基础。布尔迪厄认为，媒介通过独特的符号权力和运作逻辑影响其他场域，成为一种暴力性质的“象征的压迫工具”［13］，在多重力量关系中实现自我定位和权力争夺。在媒体智能化时代，媒介成为一种深度参与信息资源分配与社会关系组织的权力机制和权力交锋领域。正如福柯所言：“规训‘造就’个人。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扬扬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14］智能化媒体通过算法、数据监控和定制化内容，不断引导个体的选择和行动，形成一种深层次的、持续的政治权力结构，成为话语权争夺的战场。在这一点上，智能化媒体既是权力的执行者，也是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平台。用户在媒体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点赞和转发，既是行为的表达，也是权力的标记，这些数据被收集和分析后，反过来影响用户的行为选择。在媒体智能化时代，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呈现出更加深刻和复杂的互动，推动了媒介与意识形态的深度融合，使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广泛、激烈且隐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掌控了智能化媒体的主导权，谁就占据了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这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二、媒体智能化转型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新机遇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5］媒体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其所具有的泛在化、具身化、靶向化传播等新媒介的长处，将进一步激发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潜力与效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力、触动力和精准力。
（一）泛在化时空覆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力
泛在化是指信息传播“随时可得”“无处不在”的全时空覆盖特性。具体来说，泛在化传播意味着信息传播过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传播节点（如电视、广播或纸媒），而是能够通过智能化技术深入每一个受众的日常生活，形成无时无刻不在的传播网络，最大限度地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再依赖于固定的时间、空间和物理媒介，而是通过多元化的智能传播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全场景展开。一方面，媒体智能化转型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灵活性和即时性。从传播场景和时间连续性来看，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多以定时、定量为主，传播内容受限于媒介的编排和固定的传播周期；智能化媒体则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了传播场景的“随时可用”和“无缝连接”，可全天候覆盖受众，使传播活动从“静态呈现”向“动态生成”转型。通过即时信息传播平台（如短视频、社交媒体、移动客户端等），主流意识形态得以迅速传递至各个角落。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介信息流动的物理局限，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受众都可以通过智能终端接收到相关内容，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快速传播和广泛覆盖。另一方面，媒体智能化转型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边界。每一个智能终端都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使得传播更具普遍性和辐射力。在传统传播模式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依赖于一定的媒介或渠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在媒体智能化背景下，物联网、智联网、5G通信、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智能家居、车联网、可穿戴设备等终端具备了媒介属性，形成“万物皆媒”的传播生态。智能设备、传感器等能连接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消除了传统传播体系中的信息流通壁垒，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在更加多元、分散的传播节点中流动，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广泛传播和覆盖。此外，媒体智能化转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化，信息传播不再局限于特定地域，而是打破了地域、语言、文化等传播壁垒，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智能化传播技术更顺畅地跨越国界、更有效地融入国际传播体系，面向全球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二）具身化情感交互：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触动力
梅洛-庞蒂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是人类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核心媒介，“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方式”［16］。具身化传播通过增强受众的沉浸感与参与感，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仅体现为信息的传递，而且转化为情感和价值的直接体验。传统媒体中的受众感知主要停留在“听”和“看”的层面，传播内容较难与个体的情感或行为产生深度联结。智能化媒体利用传感器、AI建模等技术，可实时监测用户状态并推送相关内容，使传播场景更具感知力和触动力。首先，智能化媒体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创造出高度沉浸式的传播空间，推动传播场景从二维向多维拓展，赋予受众强烈的在场感，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具象感和沉浸感。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多依赖文本、图像和音频等抽象的方式传递思想，而具身化传播通过技术手段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使受众能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亲身体验和感受主流意识形态。其次，智能化媒体通过智能化设备和交互性技术，增强了传播的情感性与互动性，凸显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具身化特征，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触动力。智能助手、虚拟主播、智能客服等技术，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够实时回应受众的反馈，创造更具亲和力的传播场景，不仅促进了受众的情感投入，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加贴近受众的实际生活和情感需求，进而促进了思想与情感的深度融合。同时，智能化媒体以互动机制推动用户生成内容（UGC），对信息内容进行反馈、修改和扩展，形成一个互动式、反馈驱动的传播生态，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吸引力，使其能够在更广泛的受众中形成共识，进一步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接受度。再次，智能化媒体推动了“数字孪生”技术和生物反馈技术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应用，通过实时监测受众的生理和情感反应，实现更具体验性的传播。例如，生物反馈技术可以通过监测心跳、眼动、面部表情等生理信号，评估受众对某一传播内容的情感反应，进而调整传播方式或内容，使得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实时与受众的情感体验进行匹配，确保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建立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转化为富有温度和亲和力的互动体验。
（三）靶向化智能推荐：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力
在信息爆炸时代，用户面临大量内容的选择，如何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能够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并在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中保持权威性和影响力，是传播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在传统意义上，主流媒体主要依赖编辑和策划等对内容进行整体规划统筹，通常呈现出“一对多”的普遍适用性特征，难以实现有效适应分众化需求与个体性差异的精准化信息分发。智能化媒体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从“撒网式”“大水漫灌式”向“靶向化”“精准滴灌”转变，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入挖掘，帮助传播者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最有价值的内容，实现更具针对性的靶向传播、定制呈现，减少了信息噪声、冗余、过载等现象，提升了传播内容的接收率，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力。一方面，精准化的智能算法推荐能够依据用户特征精准匹配信息，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具有了“读心之术”［17］。相较于传统大众传播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模式，智能传播更加注重受众体验，通过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推荐和精准用户画像等技术，主流媒体平台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潜在需求、深度挖掘用户行为模式，并根据其年龄、性别、地域、兴趣等进行精准定向传播，为不同用户定制个性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依托“信息找人”的传播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能够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形式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形成更加精准、个性化的传播链条。例如，年轻群体更偏好短视频、动漫、直播等轻量化传播方式，而专业群体更倾向于深度报道、政策解读、专家访谈等内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够根据不同群体的偏好优化传播策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能够精准匹配目标受众，实现最佳传播效果。此外，智能化媒体进一步完善了舆情监测与传播反馈机制，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适应性与调控能力。政府宣传部门、主流媒体等传播主体可以利用智能分析技术，实时掌握公众舆论动态，精准识别热点议题和潜在舆情风险，针对不同受众的关注点优化传播内容，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在媒体智能化转型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再是单向度的信息输出，而是基于数据分析与智能推送，采取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传播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真正做到精准触达、精准引导、精准影响，确保传播的精度与温度、广度相结合。
三、媒体智能化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新挑战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18］媒体智能化不仅是驱动信息传播模式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加剧了意识形态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新的挑战。
（一）媒介技术与媒介资本合谋，借势引诱规训
技术和资本是推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马克思指出，“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19］。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拓宽了信息传播的边界，同时也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强大助力。资本凭借其资源优势与媒介技术深度融合，使得媒介技术逐步演变为资本增殖的利器，并与其共同塑造了新的传播生态。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资本的逐利性与媒介技术的扩展性相互强化，形成合谋关系，借助智能算法、用户画像、精准推送等技术引导舆论、筛选信息，甚至操控话语体系，进而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强大的宰制效应。一方面，媒介资本利用智能媒介技术迎合市场需求，最大化商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可能导致媒介内容过度商业化，使社会陷入消费主义旋涡。德波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转变为一个“景观化”的社会，现实被大量的图像、符号和消费文化所取代，而这种“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心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20］。推荐算法技术的信息筛选过滤机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使得“快感逻辑”取代“理性思考”、“感官刺激”超越“思想深度”。资本主导的媒介生态偏向传播低成本、高流量的浅层内容，真正关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却因缺乏“流量吸引力”而被边缘化，形成“信息泡沫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资本不仅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稀释剂”，而且成为其对立面的“助推器”。例如，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各类以戏谑、调侃、夸张为特点的内容层出不穷，虚假新闻、夸张标题、情绪渲染的内容往往更易引起用户关注，“景观社会”、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等逐步侵蚀公共舆论空间，造成理性缺失与结构失衡，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逻辑链条被冲击，严肃性与权威性逐渐削弱。另一方面，媒介资本依托媒介技术对信息传播路径进行操控，强化话语霸权，影响社会舆论格局。技术的发展本应为多元观点的交流提供便利，但媒介资本通过流量操控、智能分发、热搜引导等手段，刻意放大某些声音，同时刻意遮蔽另一些声音，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传播不均衡现象。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借助技术手段生成虚假信息，干预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将舆论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甚至利用“信息操纵”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从媒介资本的扩张来看，流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流向，流量的本质是注意力的资本化。智能化媒体平台通过推荐算法决定哪些内容获得更多传播机会，影响用户接收信息的范围和倾向，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注意力分散与价值观稀释。这种媒介资本与技术联手打造的信息传播体系，正在塑造新的意识形态竞争格局，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主权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二）境外与境内错误思潮勾连，借机潜滋暗长
在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境外与境内错误社会思潮通过智能媒介技术加速渗透、扩散，伺机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技术优势，利用智能算法、深度伪造、舆论操控等手段，在网络空间培育、壮大错误思潮，以实现其意识形态渗透与文化颠覆的政治图谋。这种传播模式不仅导致境外敌对势力的信息战、认知战更加复杂、隐蔽和精准，还使得境内错误思潮在智能媒介环境下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为其潜滋暗长提供了有利土壤。一方面，境外势力借助智能技术精准投放错误思潮内容，为境内不良舆论提供外部支持。西方主流媒体及社交平台长期介入全球话语体系，通过大数据挖掘和算法推送，将经过剪辑、歪曲的信息精准传播至目标受众，使他们产生对国家政策的误解和对主流价值观的怀疑。同时，还利用智能舆情分析工具锁定热点事件，竭力开展“促销民主”［21］等行动，并通过跨平台分发策略，使其扩散至国内社交媒体。这些信息在AI智能推荐系统的推波助澜下，被刻意放大并强化，形成信息共振效应，误导公众认知，冲击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境内错误思潮借助智能媒介技术与境外势力形成信息联动，加剧意识形态风险。部分境内网络自媒体和“意见领袖”，在微博、抖音、知乎等平台上传播带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色彩的内容，利用短视频等传播制作剪辑过的片段，歪曲国家历史、丑化民族文化、渲染贫富差距，试图利用社会矛盾来加剧公众的焦虑感，夸大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等问题，制造社会紧张和不满情绪，从而动摇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信仰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境外势力通过幕后操纵，不断向这些错误思潮提供话题、信息和资金资助，使其在国内社交平台上形成规模化传播。此外，境内外错误思潮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进一步增强其隐蔽性和渗透力。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舆论引导工具可以自动生成符合目标受众心理预期的文章、视频、图片等内容，以极具欺骗性的方式传播错误观点。一些境外组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批量生成虚假新闻，通过虚构内幕消息、篡改历史事实等手段，诱导国内部分网民产生认知偏差，并通过社交媒体“大V”转发、评论，使这些错误信息在短时间内获得高曝光度。与此同时，境外机构还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伪造政府官员、学者、媒体人的言论，制造“舆论黑天鹅”事件，以此影响社会稳定，降低公众对官方信息的认可度。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进入算法对抗、数据博弈的新阶段，智能化媒体极易成为不法分子操控舆论、渗透意识形态的加速器，严重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高度警惕并积极应对。
（三）圈层区隔与众声喧哗交融，借力消解挤压
随着媒体智能化的演进，圈层区隔与众声喧哗交融格局加速形成，并在拟态环境中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圈层区隔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群体中难以渗透，众声喧哗则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在信息洪流中被削弱，两者相互作用，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在智能媒介环境下有被消解和被挤压的风险。一方面，圈层区隔与信息孤岛现象加剧，容易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功能。在媒体智能化环境下，信息传播呈现出以兴趣、身份和价值观等为纽带的圈层化趋势，不同群体在信息选择和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高度同质化的封闭结构，进而形成信息孤岛和价值观的闭环循环。这一传播机制在无形中筑起圈层壁垒，限制了信息的共享流通，使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突破群体界限，削弱了其社会整合作用。长期处于封闭信息环境中的用户，其价值判断趋于片面化、单一化，极易形成“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壁”等认知偏差效应，部分圈层群体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忽视乃至抵触情绪，从而影响社会认同的形成与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此同时，也会进一步强化话语对立，助推舆论极化，加剧社会认知分裂，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基础。在自媒体的加持下，不同圈层的信息接收渠道各自独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话语体系被分割为不同子群体的话语碎片。另外，圈层内信息高度趋同、圈层间信息相互排斥，智能推荐算法通过强化用户既有立场与固有观点，持续扩大用户间的信息获取差异。用户长期沉浸于高度契合自身情绪和立场的内容之中，逐渐陷入信息偏倚的循环，群体之间的价值观鸿沟不断加深，导致对抗心理加剧，认知与观点严重分裂，公众的价值观趋向碎片化和极端化，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包容性和整体性话语难以有效传播。另一方面，众声喧哗与信息过载并行，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在社交媒体和智能算法的驱动下，各种声音相互交织，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主流意识形态易被淹没于信息噪声之中，使得公共议题逐渐被边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遭受严重挤压。智能化拟态环境的匿名性和高度互动性放大了言论的随意性，使非理性声音抢占舆论场，进一步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在网络平台上，隐藏身份使用户表达更加极端化，情绪宣泄与信息失真现象频繁出现。特别是在热点事件发酵过程中，情绪化言论往往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真实信息被忽视甚至被屏蔽，理性讨论空间遭到压缩，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受到挑战。此外，部分自媒体与网络意见领袖迎合算法逻辑，主动放大社会矛盾、传播负面情绪，使公众认知受到潜移默化的侵蚀，进一步压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深入媒体决策的背景下，舆论引导权逐步向平台算法倾斜，信息传播的自主决策更多依赖算法机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公信力面临被削弱、被误解甚至被颠覆的风险，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智能化环境中的传播压力。
四、媒体智能化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策略
应对媒体智能化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新挑战，需要通过加强技术治理与资本规制、统筹底线防御与制度牵引、加强素养培育与队伍建设，主动塑造媒体传播舆论格局，将关键变量转为最大增量，将正能量转化为大流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韧性。
（一）加强技术治理与资本规制，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引领
在媒体智能化时代，技术和资本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关键变量。因此，必须加强技术治理和资本规制，通过优化算法机制、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加强流量调控等方式，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引领，确保人工智能在价值导向上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要加强技术治理，优化人工智能算法，构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求的智能传播体系。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信息分发的重要驱动因素，其推荐机制直接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因此，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可解释、可监督、可干预的智能推荐系统，优化算法逻辑，避免数据筛选过程中出现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要引入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加强知识计算、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正向应用，使人工智能从单纯的内容分发者转变为意识形态建设的赋能者。同时，要利用跨媒体分析、虚拟现实建模等技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互动性、沉浸感和可视化表达，“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22］，提升其在智能媒介生态中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成为媒体智能化时代的主导思想力量。另一方面，要强化资本规制，防止资本逻辑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的挤压和异化。资本的逐利性与流量经济的驱动，使得智能媒介平台更倾向于推送符合市场偏好的内容，而非具有价值引领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为此，必须健全智能媒介平台内容审核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流量调控体系，打破商业算法对信息传播的垄断，防止资本通过技术手段操控舆论走向、干预社会价值观念。此外，要加强对短视频、直播、电商社交等新兴智能化传播业态的监管，防止低俗、庸俗、媚俗内容泛滥，挤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同时，要推动智能媒介平台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平台责任追究机制，引导互联网企业将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市场竞争中不被边缘化。
（二）统筹底线防御与制度牵引，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保障
在智能媒介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保障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以智能技术赋能风险监测，以法治体系规范媒体运作，以多主体协作构筑治理合力，全面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保障体系。只有优化底线防御机制、强化制度牵引力，才能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控性，防止错误的社会思潮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确保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有序。具体而言，要通过智能监测、法治监管、流量治理与多主体协同共治四大机制，全方位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保障，确保其在数智时代持续发挥引领作用。首先，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预警和舆论调控机制，筑牢网络舆论安全底线。利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和精准识别，及时发现并过滤具有意识形态风险的内容，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智能媒介进行舆论操控和认知渗透；加强对网络空间的风险分级管理，完善突发舆情的响应机制，防止舆论场域中的“信息污染”干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其次，健全智能化法治保障体系，以制度牵引媒体、资本和技术回归意识形态传播的正向轨道。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内容聚合平台的监管，精准清除娱乐至上、情绪煽动、信息失真等内容，防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被挤压；借助智能算法的可解释性与可追溯性技术，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智能媒介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规范运作。再次，依托智能技术搭建数据共享与治理协作平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多主体协同共治。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的基础上，引导互联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共同形成意识形态传播的合力，打破意识形态管理的壁垒，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治理的传播生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智能化环境下具有稳定的引领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三）加强素养培育与队伍建设，夯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支撑
媒体智能化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要加强全民媒介素养培育，提升社会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同时，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政治素养过硬、技术能力突出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人才队伍，夯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支撑基础。一方面，要强化全民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信息传播规律的认知能力。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智能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引导公众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增强对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等技术所带来的认知风险的警惕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发布科普短视频、打造智能交互式学习平台等，提高公众对网络谣言、意识形态渗透、算法操控的防范意识，从根本上增强公众对网络舆论的理性认知，使广大网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另一方面，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打造一支高素质、复合型的意识形态传播人才队伍，以技术赋能传播，以专业夯实内容。大力培养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坚定政治立场，又掌握大数据分析、智能推荐、短视频制作、AI内容创作等新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内容。同时，依托高校、智库、主流媒体等搭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与实战融合平台，加强党政部门、学术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协同合作，推动理论研究与智能实践的深度融合，探索媒体智能化时代更具精准性、互动性和沉浸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模式，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新传播格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真正实现价值引领、思想凝聚和社会认同的深度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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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史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