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提升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在复杂社会情境下，数字领导力的本质内涵包括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和数字进化力三个维度，并遵循“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数字进化力”的演进秩序。由于基层领导干部在数字领导力塑造中存在注意力偏失、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内卷等现实问题，其数字领导力经常陷入适配性不强、有效性不够、引领性不足的实践困境。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视角，基层领导干部提升数字领导力需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提高制度理性与实践柔性的结合程度，保证注意力方向的准确性；二是加大去结构化与高敏捷性的耦合力度，提高注意力聚焦的连续性；三是提升选择执行与协商执行的嵌合深度，保障注意力强度的适度性。
【关 键 词】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注意力分配
【作者简介】岳家斌（1987— ），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2025年度内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经济赋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机理、制度结构与实践进路研究”（项目编号：NJ2025YB174）；内江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城乡基层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TD03）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5）06-0142-08
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动物尺度”遮蔽“人的尺度”，将人类社会发展描述为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法，存在明显片面性［1］，但从社会文明更迭持续呈现的“创造性破坏”［2］特征来看，其“竞争性生存”观点对适应性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现代社会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人民需求复杂多变的社会，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情境下，为了有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推动央地发展步调协调一致，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实现由传统领导力向数字领导力的领导素养升级。但数字领导力在个体、组织和社会等不同场域的意蕴内涵存在显著差异，且遵循“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数字进化力”的演进秩序，基层领导干部若未能充分把握场景定位和秩序规则，极易陷入注意力偏失、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内卷等实践困境，导致数字领导力出现适配性不强、有效性不够和引领性不足等严峻问题。因此，系统厘清数字领导力的场域内涵并有效摆脱数字领导力的注意力分配困境，对强化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建设、提升基层领导干部时代适应韧性、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一、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意蕴内涵
到目前为止，数字领导力尚未有确切统一定义。Avolio等人于21世纪初首次将数字领导力界定为“信息技术引发的领导者在观念、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转变与影响过程”［3］，核心强调信息技术对领导者素养转变的作用。之后，Avolio等人又将组织活动纳入数字领导力的研究范畴，提出数字领导力是“信息技术嵌入组织管理情境下，领导者个体情感与行为转变以及影响组织绩效的过程”［4］，拓展了信息技术对领导活动结果的影响。我国学者彭波将数字领导力描述为“个人或组织带领他人、团队或整个组织充分发挥数字思维，运用数字洞察力、数字决策力、数字执行力、数字引导力确保其目标得以实现而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5］，重点强调数字工具发挥的辅助管理效能，以提升领导管理的高效性。Benitez等从企业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数字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运用多种技能组合来领导和管理人员，以数字化的方式改造企业的能力”［6］，着重强调领导者对数字工具的运用能力。Roman等对数字领导力的阐释也多注重领导者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管理层面，包括数字化沟通、数字化社交、数字化变革、数字化团队、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信任等能力。［7］马亮从数字政府建设视角出发，提出“数字领导力是全方位的数字化”［8］，涉及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安全、数字生态六个维度，将数字领导力从个体视角上升到组织或社会视角。田红娜等从企业发展视角出发，将数字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在组织变革中创造清晰而有意义的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愿景，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组织数字化变革中，保障组织在数字经济环境中有效运转的能力”［9］，与谢鹏等描述的“在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过程中，企业管理者为数字化转型创建清晰且有意义愿景的能力，以及带领组织成员执行并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能力”［10］意思趋近，两者均侧重于强调领导者对企业（组织）数字化变革目标的实践转化能力。谢琦从党建视角出发，将数字领导力描述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通过影响本组织、其他组织、团队、个体的价值、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带领他们参与数字化治理实践、构建数字化治理共同体、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的综合治理能力”［11］，涵盖数字号召力、数字统领力、数字协调力、数字决策力、数字执行力、数字动员力六大能力，除了强调将数字工具作为治理手段，还将数字化作为领导治理的目标。徐明霞等将数字领导力描述为“以信息技术为中介，对个体、团体和组织的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及绩效等产生影响，使其发生变化的过程”，并基于Avolio等人的观点，从领导场景、领导技术两个维度将数字领导力划分为理想型、颠覆型、保守型和跨界型四种类型。［12］
从当下对数字领导力的描述来看，可以将其意蕴内涵归纳为两个层次。从单一静态视角来看，在个体层面上，就是领导者运用数字技术创造绩效的能力，包括数字技术认知、数字工具学习、数字手段应用等；在组织层面上，就是集体生态的数字化运转能力，包括数字平台建设、数字团队构建、数字运转体系打造等；在社会层面上，就是组织的数字服务能力，包括数字化政策配套、数字化制度引领、数字化协同共治等。从复合动态视角来看，数字领导力就是领导者在具备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思维、数字技能等）的前提下，将组织打造成具备现代化数字服务功能（包括数字化决策体系、数字化管理系统、数字监管调控平台等），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服务效能（包括高效化、智能化、人性化的产品或服务等），以实现组织发展预期目标的能力。数字领导力的本质内涵应包括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和数字进化力三个维度。
（一）数字认知力：基于数字概念认知与技术学习的“硬能力”
认知是行为的前提。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3］。基层领导干部践行数字领导力，需先明晰什么是数字领导力、数字领导力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怎么样塑造数字领导力，这一认知能力即数字认知力——它是践行数字领导力必备的“硬能力”，也是数字化实践中坚守问题导向原则的根本前提。数字认知力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理解数字概念。“数字”这一概念有着多层次内涵，包括数字化技术、数字化工具、数字化语言、数字化产品等。不懂基本的数字概念，就难以熟练掌握数字化产品的使用规则，更难以深刻理解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深刻内涵。二是学习数字技术。不同的数字化工具或数字化产品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领导者需要对数字技术有一定的使用感悟，否则，如果完全凭感觉为数字技术“分派”任务，就容易造成结果偏误。三是树立数字意识。如果领导者懂得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却缺少将其运用到工作实践中的意识和行为自觉，就会造成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产品的闲置，从而影响领导者数字素养的提升，在推进组织数字化转型时，容易产生“数字悬浮”［14］等问题。
（二）数字应用力：基于数字工具应用与双元增效的“软能力”
数字化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变革等，都是将数字化工具、产品或技术应用于工作实践的过程。在数智时代，领导者只有不断进行数字化实践，才能持续提高自我领导素养和组织发展绩效。领导者错失数字化发展红利的原因之一是对数字化的陌生与无知，原因之二是知而不行、知而不用。数字应用力是领导者数字领导力中的“软能力”，主要包含数字自用力与数字他用力两个维度。数字自用力指领导者依托数字化工具、产品及技术提升自我领导管理水平的能力，具体体现为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规划的缜密性与可行性、管理的高效性与流畅性等。如果领导者的数字自用力不足，就容易因“本领危机感”而产生“本领恐慌”。数字他用力是指领导者将数字化工具、产品和技术用于员工交互、组织管理等方面，以此提升员工工作效能和组织运转动力的能力。数字化技术作为现如今“乌卡时代”和“班尼时代”的前沿科技，是组织提质增效的关键手段。如果领导者的数字他用力不足，就难以使组织运转高效流畅、组织发展动力持续充裕、员工工作态度活跃积极，从而容易诱发“死海效应”，造成组织数字化发展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结果。
（三）数字进化力：基于数字思维构建与战略统筹的“元能力”
数字领导力是一种持续动态变化的能力，它一方面取决于数字化的变化更新，另一方面取决于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技术的应用合理性，需要基于“设计—应用—反馈—修正”的循环过程，不断地使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技术与应用场域或对象精准适配，同时不断地使新的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技术更迭替代。数字领导力要求领导者对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等拥有不断再认识、再反思、再治理的“元能力”，即数字进化力，通过将数字化的发展时态与个体和组织的发展动态进行全方位融合，保证数字领导力持续发挥正效能。归纳来说，数字进化力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净化力。数字净化力是指领导者反思、甄选不同场域应用的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技术并精准、谨慎使用的能力。如果领导者缺失数字净化力，就容易对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技术囫囵吞枣式地全盘使用或生搬硬套式地整体套用，难以把握好宁缺毋滥原则，从而滋生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二是数字变革力。数字化建设总是伴随着成本支出和精力消耗，但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技术总有着高频次的更迭速度，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能力和大胆创新、敢于引领的胆识，否则就会因循守旧，使组织因发展动力不足而面临“黑天鹅”或“灰犀牛”风险。三是数字统筹力。领导者的数字领导力水平与组织的数字化建设程度直接相关，领导者提升数字领导力必须全面统筹组织数字化建设的各个要素，包括人员关系、制度管理、政策优化、结构塑造、秩序构建等，要在组织数字化变革进程中不断地对这些要素进行运转关系、交互关系、信任关系的再构建或再整合。领导者必须拥有数字化布局的整体思维，否则就会陷入数字“围城”的困境，使组织面临“谷仓效应”或“旁观者效应”风险。
二、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践履困境
赫伯特·西蒙从“有限理性”理论引申出组织决策中的“注意力”概念，他指出，决策者受外部环境与自身内在条件影响，因注意力具有有限性且属于稀缺资源，会形成兼具“经济人”与“心理人”特质的“行政人”身份，其决策行为只能达到“满意”而非“最优”效果。［15］对于注意力，根据其成因可分为内源性注意力和外源性注意力两种类型。内源性注意力是指由行为主体自发产生的、具有目标驱动性质的注意力，比如欣赏书画等自主行为；外源性注意力是指被动形成的、具有刺激驱动性质的注意力，如吃饭时听到有人敲门而前去开门的行为。当行为主体的内源性注意力的聚焦强度被外源性注意力的聚焦强度超越时，内源性注意力就会自动弱化，行为主体就会把外源性注意力作为行为优先项。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注意力分配的变化，行为主体把注意力的聚焦点进行了换位，产生了注意力转移行为。
在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构建过程中，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和数字进化力是需要全面兼顾的数字化领导素养。“数字认知力—数字应用力—数字进化力”渐进式强化的过程，就是“内源性注意力—外源性注意力—内源性注意力”的注意力转移过程。这个渐进性转移强化过程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和秩序性，必须遵守以数字认知力为前提、数字应用力为拓展、数字进化力为补充的演进原则。否则，优先发展数字应用力容易使数字化认知的深度不够，出现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不缜密、不系统、不健全的问题，导致数字化建设成本增加；优先发展数字进化力则会因数字化实践严重不足而导致认知不全，陷入方向迷乱的困境，延长数字化发展演变的周期。故而，基层领导干部在数字领导力的具体实践中必须遵循演进规律，形成有效注意力，即遵守正确的演进方向，控制合适的聚焦强度，保证践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实现数字领导力的有效构建与提升。然而，由于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存在注意力偏失、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内卷等问题，其在数字领导力的践履过程中不能形成有效的注意力，进而弱化了数字认知力，降低了数字应用力，削弱了数字进化力，制约了数字领导力的有效塑造。
（一）注意力偏失弱化数字认知力，导致数字领导力的适配性不强
在数字领导力塑造过程中，注意力偏失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常见问题。所谓注意力偏失，指基层领导干部未将注意力聚焦于数字领导力塑造，表现为缺少构建数字领导力的意识与诉求，本质上是缺少塑造数字认知力的意愿。基层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偏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非注意盲视导致数字认知力建设缺失。在组织数字化转型变革的过程中，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不是数字化，而是人员关系塑造、组织秩序再造、部门职能建设、领导权威重塑、利益体系重构等方面，只把数字化转型当作普通的数字化工具引入来对待。当基层领导干部过度聚焦其他任务时，就会弱化对数字认知力的建设意识，不能深刻认识数字认知力的核心内涵。另一方面，注意力耗散导致数字认知力建设失焦。当组织面临的数字化转型任务较多时，虽然基层领导干部能够认识到数字认知力建设的必要性，但当其无法建立有效的注意力分配权衡机制时，其他任务造成的注意力耗散就会导致基层领导干部对数字认知力建设的注意力失焦，从而降低基层领导干部对数字认知力的重视程度。
基层领导干部数字认知力不足会使数字领导力呈现出典型的“适配故障”问题。一是领导者的数字认知力不足会导致组织数字化治理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组织的数字化治理既需要领导者以高瞻远瞩的发展视角构建数字化战略格局，也需要组织引入前沿的数字化工具、产品和技术。若基层领导干部数字认知力匮乏，既难以找到数字化治理的切入点，也难以实现治理的预期目标，甚至可能与目标背道而驰。二是领导者的数字认知力不足会弱化支撑组织现代化发展的动能。组织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在发展手段现代化、发展目标现代化，更体现在发展思维现代化、发展格局现代化。数字化是当下组织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如果领导者不能深刻认知数字化，就不能真正实现组织现代化。
（二）注意力分散降低数字应用力，引致数字领导力的有效性不足
赫伯特·西蒙在分析管理者决策困境时指出，“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已然按价值、事实两类要素区分停当了的。一方面，官方组织和政务活动的目标（或称最终目的），常常用很一般的、模糊的语言来描述，如‘公正’‘普遍福利’‘自由’等。另一方面，所指定的目标，有可能仅仅是为达到更远大目标而设立的中间目标。例如，在一定的行动范围里，人的行为一般是围绕‘经济动机’而产生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利益本身通常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实现更远大目标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是为了安全、舒适和赢得声誉”［15］。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模糊指令”和“短视期望”的普遍性及其对决策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对基层领导干部而言，其对组织数字化建设的理解往往来源于上级指示和实践认知。当其对上级政策理解不足时，就容易偏离建设方向、遗漏建设内容；当其实践认知不足时，就容易虚化数字化建设，轻则锚定“短视期望”建设目标，重则奉行数字形式主义。这两种行为都会造成基层领导干部对数字应用力建设的注意力分散，前者会导致基层领导干部对政策的过度解读，在数字化实践时大肆增加建设内容、提高建设目标，增加工作内压而影响对数字应用力建设的注意力聚焦；后者会加大基层领导干部对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行为的数字化点缀，不仅会浪费数字化建设资源，而且会挤占数字应用力建设的实践机会。
数字应用力作为数字领导力的行为表现形式，如果不能充分体现数字领导力的效价提升与效益创造内涵，就会严重影响数字领导力的实践应用价值。一方面，数字应用力不足会降低数字领导力的组织效力赋能价值。数字应用力是推动组织系统趋于高效化与低成本化的领导素养，除了能够使组织成员的工作交互更加顺畅、信任交互更加理性，还能推动组织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完善、民主体系建设更加科学、权力体系建设更加合理，但是，如果数字应用力较弱，就难以有效推动组织的成员交互、结构调适与制度建设的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数字应用力不足会降低数字领导力的社会效能赋能价值。为国家谋发展、为社会谋进步、为人民谋幸福是领导干部发展数字领导力的根本价值指向，数字应用力则是体现数字领导力价值指向的重要指征。基层领导干部在数字化实践中对数字技术或数字产品不会用、不愿用、不敢用、用不好等行为，都会降低数字领导力的社会服务力。
（三）注意力内卷削弱数字进化力，导致数字领导力的引领性不足
赫伯特·西蒙指出：“人的大量行为都是富有意图的，尤其是管理组织中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它们是意在目标或指向目的的。这种目的性导致了行为的整合模式。”［15］在基层数字化发展实践中，有些基层领导干部为了提高数字化创新实践的政绩，会在数字领导力塑造上产生注意力内卷行为。所谓注意力内卷，是指基层领导干部同时兼顾数字领导力构建的多重要素，并过度追求指标完美，对个体素养、员工行为、组织环境等提出苛刻要求的行为。由此可见，基层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内卷行为就是一种基于政绩追求导向的行为整合。基层领导干部的这种政绩追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组织的数字化创新成果，但由于人力、资金、设施、制度等软硬件条件的局限性，基层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内卷行为有时难以保证有效数字化创新成果的质量，反倒可能会严重削弱其数字进化力。一方面，决策时过于注重价值判断而弱化事实判断，造成基层领导干部无法秉承“有效的扬弃”而陷入资源负压困境。赫伯特·西蒙将依据最终目标导向的决策称为价值判断，将依据最终目标实现的决策称为事实判断。［15］基层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内卷难以促进优质数字净化力塑造，容易因个人偏好而在数字化实践中做出超越事实支撑而偏向目标追求的决策，从而违背“动态选择的悖论”［16］，不能对多重数字化实践内容进行科学甄选和有效删减，极易造成项目执行受阻。另一方面，基层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内卷通常是一种注意力横向分配的内卷行为，常会在有限理性的支配下做出多重决策，以致无法全面有效地把握组织数字化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极易造成数字化资源错配，使数字变革力呈现出一种“胆大心不细且力不足”的状态，使数字统筹力呈现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智不足”的状态。
数字进化力是促进基层领导干部的传统领导力进行数字化进阶升级的根本驱动力，对引领基层领导干部更加科学高效地提高政治素养、领导品格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数字进化力有助于增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政治定力。数字进化力赋予基层领导干部一种元思维、元认知、元治理能力，能够使其更加全面充分地感悟进行数字化建设的时代意义，系统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本路径，促使其政治信念、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另一方面，数字进化力有助于增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本领自信。数字进化力是一种“有为而治”与“无为而治”相融合的博弈式治理能力，能够让基层领导干部在数字化实践中快速认清自己的能力优势和短板，并结合经验反馈和思维筛滤而实现能力再提升。如果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进化力不足，就会限制其政治素养和领导品格的提升，使其难以更好地发挥政治引领和工作示范作用。
三、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践履困境的纾解策略
纾解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践履困境的根本要点在于优化注意力分配方式，保障其适配性与科学性。概括而言，就是要保障注意力方向的准确性、注意力聚焦的连续性和注意力强度的适度性。
（一）提高制度理性与实践柔性的结合程度，保证注意力方向的准确性
把牢注意力方向是有效规避注意力偏失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注意力方向决定了基层领导干部在数字领导力实践时的意识导向、目标诉求和行为路径，可在数字认知力建设中进行重点标记，以防止实践遗漏；另一方面，注意力方向是基层领导干部掌控组织发展脉络的罗盘，是基层领导干部全局意识、长远意识的行为折射，可助力基层领导干部在管理实践中不断修正路径、纠正偏差，防止细节疏忽。
在组织管理中，影响基层领导干部注意力方向抉择的核心因素是制度理性与实践柔性。对制度理性的理解可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组织观点，他提出，若组织各项事务均依据固定制度与流程运转，即可实现有序运作并达成理想效果。［17］换言之，组织制度是组织行为结果的客观保障。但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所描述的结果必须产生在特定的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且各个组织成员的职业素养都合格。很显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实践柔性观主要强调组织行为要以灵活有效为目标，不能完全局限于制度化的规矩和流程。很显然，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弊端，无制度规矩性就是典型特征。虽然这两种观念均有短板，但其对注意力方向的准确把握发挥着积极作用。制度理性强调按规矩办事，有利于促进基层领导干部依据价值判断做决策，便于注意力方向的流程化商定；实践柔性强调按情况办事，有利于促进基层领导干部依据事实判断做决策，便于注意力方向的“随机应变”。
基于此，推进制度理性与实践柔性相结合，是实现注意力方向准确把握的重要路径。一要建立双联评估机制。一方面，构建定量—定性双联考察机制，即建立数字领导力阶段性成长档案与等级量化指标，设定数字领导力绩效考核任务，通过定量考核与基层调研的定性考察来共同评估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塑造现状；另一方面，构建阶段—流动双联考核机制，即设定阶段性数字领导力综合素养评价指标，通过不定期、不定时的突击流动考察，实时掌握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成长动态。二要建立双元监管机制。在横向监管上，加强平级跨部门平行监管，采用实践操作考核与走访回馈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查找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薄弱点；在纵向监管上，促进领导评价、专家指导与群众反馈相结合，组织基层领导干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现场或线上的数字化建设群众答疑会、记者招待会、专家座谈会等，全面评测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不足之处。三要建立双向巩固机制。从制度优化上，要渐进式提高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综合素养的要求，将塑造数字领导力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能力建设的硬指标；从经验赋能上，为基层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具体实践案例建立工作日志，形成系统化的综合素养记录档案，不断地为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实践填补缺项、增强弱项、保持强项。
（二）加大去结构化与高敏捷性的耦合力度，提高注意力聚焦的连续性
保持注意力聚焦的连续性是克服注意力分散的重要途径。所谓注意力聚焦的连续性，是指行为主体在将注意力同时分配给多个对象时，能够将注意力逐一聚焦而不忽略任一对象的行为过程。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基层领导干部的去结构化管理思维和高敏捷性能力素养作为支撑。所谓去结构化，就是运用数字化手段，根据组织的具体需要对传统的科层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打造新的组织运行结构的过程，诸如平行结构（M型）、漏斗结构（H型）、嵌套结构（U型）等［18］，使组织的科层结构具有可变性，进而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进程。去结构化强调政策、信息、命令、计划等以简约式的垂直传递过程来实现相关内容的高效落地执行，包含对源头指令的具体描述，精简繁乱的多层级传递过程。在组织的数字化实践中，去结构化便于基层领导干部对上级的数字化建设方向、数字化建设内容进行有效把握，可以有效降低基层领导干部注意力的耗散程度，增进其注意力聚焦。所谓敏捷性，是指员工快速响应和灵活应对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并且能够识别和利用变化所带来机会的能力［19］，包括主动性、适应性和弹性三个维度。其中，主动性表示员工主动应对问题的能力，适应性表示员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弹性表示员工抵抗压力并有效运作的能力。在组织的数字化实践中，基层领导干部常常要接受来自上级的指标压力、执行任务的压力、同级监管的压力、部属期望的压力等多重压力，易激发情绪化行为，造成决策短视化和实践低效性。故此，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养成高敏捷性的能力，增强在复杂环境下的情绪稳定性，以保障决策的精准性，促进注意力聚焦，提高任务实施效率。由此可见，在塑造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时，促进其去结构化管理思维和高敏捷性能力素养的耦合，对于其减少注意力分散、提高注意力聚焦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此，一方面，要深化敏捷治理实践，增强业务思维，弱化层级思维。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灵活服务原则，自主提升回应组织建设需求和群众基本诉求的意识；推动部门联合，促进数据共享，不断克服数据孤岛、激励约束失衡等问题，深化轻量化平台设计，建立动态反馈机制，不断提升协同整合的能力；提高数字工具与传统治理方式融合程度，克服算法决策与基层治理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加强技术平台建设与数据共享支持，培育基层数字文化，弥合数字代际鸿沟、群众参与鸿沟，鼓励数字创新试错，完善资源下沉机制，不断提高敏捷治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信任体系构建，完善数字政务生态，弱化行政体制惯性。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治理模式，加强数字伦理规范与数据安全保护，推动党建嵌入治理与社会力量协同的双元共治，通过透明化与互动机制提高群众对数字治理的认同度和基层领导干部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深度优化组织各部门的职能内容，全面解决职能重叠、职能交叉、职能空缺等问题，彻底整治权责不清、数字官僚主义等行为；以需求为导向、模块化赋能为手段，推动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相融合，兼顾技术适配、能力进阶与制度创新，全面规避资源错配、形式主义等问题。
（三）提升选择执行与协商执行的嵌合深度，保障注意力强度的适度性
在数字化实践过程中，基层领导干部要根据组织的实际发展需要对数字化行为进行精准的选择，即坚持量入为出、因地制宜原则，控制好对数字化行为的注意力强度，做到有的放矢而非全面聚焦，以免形成内卷自耗。选择执行和协商执行是影响基层领导干部决策行为的核心要素。选择执行是基层领导干部根据自身的能力经验、习惯偏好等进行决策判断的方式；协商执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商讨，通过民主表决进行决策判断的方式。在组织的数字化实践中，针对微观、细节层面的决策，基层领导干部往往采用选择执行模式，以提高决策效率，保障决策实施的时效性；针对重大、宏观层面的决策，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引入协商执行模式，以规避决策方向错误、决策内容缺失、决策动机失真等问题。选择执行和协商执行都能有效调节基层领导干部在数字领导力塑造中的注意力强度，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选择执行注重效率性和质量控制，缺少数量控制，但因决策是针对微观细节层面的，决策执行相对容易，不会造成注意力强度过大；协商执行注重质量和数量控制，虽然缺少效率性，但由于宏观重大决策往往数量较少，可大幅度降低基层领导干部对棘手问题的注意力分配比例，也能避免注意力强度过大。
基于此，深度推进选择执行模式与协商执行模式的嵌合，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自我经验理性与组织程序理性的决策体系建设。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基层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对数字化知识的学习，深化对数字化技能的应用，加深对数字化内涵的理解，养成“数字自治”的自觉；要不断加强对数字建设实践的反思，提高数字建设的敏感性，丰富数字建设的模拟场景，逐渐提高“数字善治”的素养。同时，基层领导干部还要不断强化程序化决策意识，针对无法有效掌控决策预期的事宜，应主动组织召开正式的协商会议或非正式的讨论会，加强自我经验决策和程序决策的结果对比分析，有效弥补经验疏漏点，保障决策的质量、数量与效率。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自我素养理性与组织民主理性的决策体系建设。基层领导干部需加强情绪管理，强化组织、人民、集体共生的生态共建意识，在数字化实践中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应用导向、价值导向，以实践有效为行动目标，坚持求真务实。同时，基层领导干部要加强民主意识塑造，不断提高对民主决策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对民主决策结果的认可度与采纳度、对民主决策参与群体的尊重度，坚定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服务到底的为官立场，确保决策的过程科学、结果可靠。
参考文献：
［1］张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4，10（2）：26-35.
［2］庞中英.从“创造性破坏”视角理解全球化［J］.探索与争鸣，2024（4）：18-21，177.
［3］AVOLIO B J， KAHAI S， DODGE G E. E-leader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0， 11（4）：615-668.
［4］KAHAI S，SOSIK J，AVOLIO B J. Effects of Participative and Directive Leadership in Electronic Groups［J］.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4，29（1）：67-105.
［5］PENG B. Digital Leadership：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Technology［J］.Cultures of Science， 2022， 5（4）： 210-225.
［6］BENITEZ J， ARENSA A， CASTILLO A， et al. Impact of Digital Leadership Capa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Platform Digitization Capability［EB/OL］.（2022-05-20）［2025-04-16］. https： //www.nstl.gov.cn/paper_detail.html？id=16dca3e034414fc9b38f0de3093c6744.
［7］ROMAN A V， WAN W M， WANG X H， et al. Defining E-leadership as Competence in ICT-mediatede Commucations： An Exploratory Assess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9， 79（6）：853-866.
［8］马亮.数字领导力的结构与维度［J］.求索，2022（6）：100-110.
［9］田红娜，孙美玲，王莉静.数字化领导力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SEM与fsQCA方法［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8）：54-65.
［10］谢鹏，马璐，韦依依，等.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数字平台能力和环境竞争性的作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1）：129-144.
［11］谢琦.社会治理智能化背景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整体性逻辑及其阐释［J］.行政论坛，2023，30（4）：43-50.
［12］徐明霞，胡祚教.数字领导力模型构建与应用场景研究［J］.领导科学，2024（2）：81-87.
［13］王阳明.传习录［M］.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0.
［14］范炜烽，白云腾.何以破解“数字悬浮”：基层数字治理的执行异化问题分析［J］.电子政务，2023（10）：59-70.
［15］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杨砾，韩春立，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6.
［16］王家峰.认真对待民主治理中的注意力：评《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注意力、选择和公共政策》［J］.公共行政评论，2013，6（5）：144-154.
［17］蒙克，路畅.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J］.学术月刊，2023，55（3）：140-150，161.
［18］马超峰.治理结构的拓扑化：数字与科层互构中的地方治理实践：基于长三角三地的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5，22（2）：24-35，168-169.
［19］朱永跃，余莉花.数字化领导力对制造业员工敏捷性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双路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24）：140-149.
编辑 萧 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