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其治理成效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当前，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凸显，具体表现为基层任务繁重催生形式主义、基层责任超载束缚干部手脚、基层压力过大影响工作效率等，这种工作困境严重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的形成与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涉及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阻碍、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掣肘以及政策环境不利因素的制约。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需要“轻车”“壮马”“聚力”，在明责减负、放权赋能、“车”“马”协同上下功夫，实现“车”“马”适配，推动基层治理行稳致远。
【关 键 词】基层治理；基层干部；“小马拉大车”；基层减负
【作者简介】万华颖（1989— ），女，中共江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社会治理；冯钰平（1988— ），女，中共江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公共政策分析。
【基金项目】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4CDJ047）；202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KS20）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5）06-0107-07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在推进基层减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随着责任与事权集中下沉至基层，“事多、责大、利少、权小”的现实使基层干部长期陷入“工作干不完、干不好又不得不干、不能不干”的困境，形成基层治理中任务、责任、目标、规模与能力、权限、实力、基础不匹配的“小马拉大车”结构性困境，离减负的政令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甚至出现“越减越负”的现象。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让基层减负有为，已经成为当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项紧迫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机制，完善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这一部署为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提供了重要遵循。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准确把握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的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接续为“车”减负，系统为“马”赋能，通过释放基层活力、提升治理效能，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根基。
一、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表现形式
“小马拉大车”通常用来形容个体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事务，如同小排量发动机因动力不足而难以拖动庞大车身正常行驶。在基层治理中，“小马拉大车”则是指基层政府承担了超出自身资源和能力所及的任务事项，这种基层“责大、权小、能弱”的状况使基层政府以超负荷的状态运作，导致出现“马疲车挤”“看得见，管不着”“政策空转”等现象，不仅加重了干部负担、影响了干群关系，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损害人民利益、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为此，必须系统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难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一）基层任务繁重催生了形式主义
随着基层治理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显著增多，加之基层资源有限，因此，基层干部往往难以应对如此繁重的任务。
政治任务普遍增加。一般而言，组织交付、意义重大、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及旨在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或响应国家政策的任务，被称为“政治任务”。在基层工作中，政治任务通常与中心工作画等号，基层党委按照轻重缓急将各类目标任务进行分类排序，往往会将最紧急、最重要的工作转化成政治任务进行部署安排。［1］然而，当前部分基层政府不仅把基层党建、信访维稳、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等领域的工作任务当作政治任务，一些部门为了彰显其工作的重要性，将业务工作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基层政府的政治任务［2］，出现基层政治任务日常化、“泛中心工作制”的现象。
行政业务明显增多。过去基层工作重点较为明确，主要以税费提留、计划生育、综治维稳等为主。近年来，由于社会需求多样化、国家层面政策的推动、传统领域的深化改革，以及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公共需求的积极响应，基层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包括政策执行、招商引资、民生服务、社会稳定诸多方面。具体来说，除开展普法宣传以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加强秸秆禁烧监管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垃圾分类以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强化森林防火以保障森林资源安全、优化水域安全管理以增强群众防溺水意识等工作外，为提供更为多元的公共服务，各类新事项也在不断纳入基层政府日常工作范畴。
临时性任务处置日益频繁。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社会生产一线、人民群众生活一线，各种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包括应对洪水、地震、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开展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迅速介入群众性事件以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矛盾纠纷，密切关注舆情动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等。这些工作具有不可测性和紧迫性，需要基层干部迅速响应和妥善处理。另外，国家政策会随实际运行情况而调整，基层政府作为一线的政策执行者，还要承担因政策变化增加的临时性任务。
（二）基层责任超载束缚了干部手脚
当前，在基层考核和干部问责方面存在覆盖面过宽、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部分基层干部既有干不完的工作，还有担不完的责任。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常态下，基层干部身累心更累。这种上级权力超载导致基层责任超载的局面亟须扭转。
权小责大问题长期存在。基层组织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位于政权架构的底层，除了拥有法律明确赋予的少数权力，整体而言，实际拥有的权力相当有限。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和日益泛化的社会治理任务，基层政府的治理责任无限扩大，“事事都要理，件件都得干”，而基层政府对应的治理资源却相对匮乏，在目标设定、人事编制、行政执法等方面的职权较少。这种权力向上集中、责任向下分摊的权责失衡状况，让基层干部不堪重负。此外，基层编制紧张、经费短缺、基础设施不健全、人岗匹配度不高等现实情况，进一步导致基层干部的行动能力和效率不足，容易滋生“管不了、管不好、不想管”的消极心理，从而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责任泛化现象较为严重。在“条强块弱”的格局下，问责泛化成为常态。［3］新官遇“旧债”、未调查先追责等，都是责任泛化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具体表现。部分上级部门通过“开会布置任务—签署责任书—常态监督考核”的工作机制将责任下沉，实则是把责任“甩锅”给基层，基层政府只能被动承担超出其责任范围的工作。另外，基层干部经常被当作“挡箭牌”，或者为上级责任“背锅”，或者为历史遗留问题“买单”。如果事情引发了网络舆情，或是被上级领导关注，就更容易产生追责扩大化现象。
（三）基层压力过大影响了工作效率
基层是中央政令落实的末端，基层干部在压力层层传导、任务压紧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处理各种治理事务，长期处于忙与累的工作状态。这样既不利于提升工作效能，也会影响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
加班加点干不完。面对任务重、要求严、强度大、时间紧的工作压力，基层干部感到身心疲惫。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上级部门分配任务时缺乏系统规划，有时将岗位职责界限模糊的工作任务随意转嫁给基层，有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提出目标追加、时限压缩等新要求，使得基层干部工作量加大、负担加重。面对永无止境的台账整理和数据填报、接踵而至的会议材料和考评工作、层出不穷的交派事务和临时工作，基层干部不得不一人身兼数职，长期“昼夜连轴转”“周末无休”，陷入“责任无上限、事务无休止、休息难保障”的困境。
做多错多不想干。从“安下”的压力看，基层矛盾应接不暇，基层干部心力交瘁。基层社会矛盾涉及经济纠纷、家庭矛盾等多方面，群众有意见或有问题就会选择上访表达诉求，基层干部都必须及时应对。此外，当前社会对基层干部存在认知偏差，对基层工作和基层政府的认同度不够高，使得部分基层干部存在“费力不讨好”的倦怠心态。从“事上”的压力看，考核监督层出不穷。基层干部不仅要完成自身工作任务，而且要完成上级政府包括职能部门分派下来的任务，同时还要应对各式各样的考核，常常力不从心、手忙脚乱。有的地方注重结果导向，动不动就要求基层签署“责任状”，对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干部轻则“刮胡子”，重则“摘帽子”。基层成为上级问责的“重灾区”，部分基层干部长期处于心理紧绷状态，甚至为了“少出错”而消极怠工求安稳。
忙上忙下干不好。基层是政策执行和政策落实的关键环节，承载着将上级决策转化为实际成效的重任，基层干部不仅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还要及时回应和切实满足群众的新需求。更重要的是，基层干部身处群众工作最前沿，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面对社会经济条件、文化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的人民群众，部分基层干部由于阅历不足、能力有限，往往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当群众提出的要求超出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或现有能力时，更是备感无力。在“躺不平”和“卷不赢”的两难之下，如果无法及时排解心理压力，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陷入“疲态治理”的怪圈。
二、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的生成原因
（一）微观层面：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阻碍
当前，基层治理的基本范式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细化的任务指标与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利益需求，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面对新形势下繁重且复杂的工作任务，部分基层干部感到心力交瘁，“小马”的能力不能随着“大车”重量的增加而增强，就会出现失衡状况。
在思想上，部分基层干部政绩观错位。在实践中，有的基层干部注重个人利益和短期效果，热衷于“短平快”的项目或活动，忽视了地方长远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的基层干部注重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搞“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忽视了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工作的持续推动；还有的基层干部注重短期政绩，不顾群众利益，“一时的政绩”终将成为“长期的包袱”，阻碍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行动上，部分基层干部能力素养不足。在纷繁复杂的基层治理事务中，部分基层干部因能力不足而产生“本领恐慌”，出现“强压力—弱能力”的治理困境。有的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解与执行能力不足，对上级政策的理解不深入、不透彻，无法准确把握政策的精神实质和具体要求，在执行政策时缺乏灵活性，往往机械地照搬上级文件，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有的基层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不足，难以深入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降低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有的基层干部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不足，在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有效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等等。总之，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车”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拉车的“马”在思想、能力和行动上积极适应与及时调整，否则就会想干事却不知从何入手，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实践困境。
（二）中观层面：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掣肘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由于压力型体制的驱使、督查考核机制的泛化、沟通反馈机制的不畅，基层陷入超负荷运转的死循环，“治理疲态”凸显。
压力型体制驱使。在探讨基层政府运作机制时，有学者提出“压力型体制”的解释框架。［4］这是一种以行政命令与指标管理为核心特征的治理体制，指县、乡一级政治组织为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所采用的将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评价体系。［5］压力型体制与基层治理工作机制之间存在很强的实践张力，包括“唯上”主义与人民至上的冲突、层层加码与基层实际的冲突、政府主导与多元协作的冲突等。这种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双重影响，导致基层政府在政策目标与过程管理的压力中低效运转。
督查考核机制泛化。当前基层干部所反映的负担过重问题，有时并非源于工作内容本身，而是源于那些不合理、脱离实际的督查考核机制。其一，考核指标过细。有的地方设置的考核指标贪大求全、不顾实际，甚至出现“千分制”“双千分制”的情况，基层干部需要绞尽脑汁地理解和完成这些层层嵌套、华而不实的考核指标。其二，考核主体过多。基层政府不仅要面对中央、省、市的全面考核，还要应付不同职能部门的业务考核，经常出现相同工作内容需要反复填报在不同表格里的现象，名目繁多的督查考核大大挤压了基层干部的自主空间。其三，考核形式过虚。部分督查和考核机构重“迹”不重“绩”，重上级领导“偏好”不重群众“口碑”，以考“材料”、核“数据”、查“截图”、看“视频”来评价基层工作成效，使得基层干部不得不下大力气绘表填数、挖空心思遣词造句，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无法集中精力服务群众。
沟通反馈机制不畅。为基层减负的效果如何，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感受最直接、最真切，其意见和建议往往直指问题的核心与要害，是优化政策、改进工作、提升服务的重要突破口。但是，当前的基层沟通反馈机制尚不完善，基层干群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难以顺畅地传达至上级部门，形成了信息梗阻现象。这既与基层干群的表达能力不足及话语权相对较弱有关，也与基层政府缺乏有效的平台和渠道有关。由于基层的真实声音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达至上级部门，在制定政策、分配资源时就会出现偏差，最终导致政策与实际需求脱节、资源分配不合理，加剧了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三）宏观层面：政策环境不利因素的制约
政策环境在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过程中极为重要，然而，当前基层政策环境中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限制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成为基层治理中“小马拉大车”现象的重要成因。
顶格管理滥用与泛化。顶格管理是一种追求极致的管理模式，以“事项最全、标准最高、要求最严、速度最快”为核心特征。［6］然而，顶格管理的实施需要一系列理想化的前提条件，包括完美的执行环境、高昂的成本投入、充足的资源保障以及顺畅的运行机制等，如果运用不当的话，极易与基层政府的实际和完成任务所要求的条件脱节，给基层政府带来额外的压力和负担。［7］面对顶格管理“既要……又要……还要……”的硬性要求，有的基层干部为了规避潜在的政治风险和问责压力，可能会采取一些消极应对策略，如敷衍了事、虚假应对等。这不仅违背了顶格管理的初衷，也加剧了基层的形式主义；有的基层干部因为过度的压力和焦虑，可能会盲目地采取一些竞争和攀比的行为，而忽视工作本身的价值。因此，虽然理论上顶格管理是一种完美的治理图景，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其严苛要求与现有条件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小马拉大车”现象的重要原因。
“多责跨责”现象突出。“小马拉大车”结构性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限责任与有限资源的不平衡，即基层政府拥有的权力和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其所担负的责任，难以达到责权利均等的理想状态。在“职责同构”体制下，党政机关在纵向上的关系不是各负其责、相互配合，而是职责重叠、彼此覆盖［8］，部分上级部门会将治理责任层层向下级部门分解，但是相应的权力和资源并未同步下沉，处于末端的基层部门只能被迫承担起无限“兜底”的责任。另外，属地管理的过度扩张也造成基层治理失序、功能弱化等诸多困境［9］，基层政府看似每天“连轴转”，但处理的大多是上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下达的工作任务，没有充分体现出基层治理的“群众性”和“自治性”，形成了“责任属地，权力不属地”的治理难题，导致实际治理效能不佳，甚至可能引发组织失能问题。
监督问责执行过度。如若有权必有责、失责必问责，就能够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促使干部认真履职尽责，同时也能够确保重大政策不偏不倚地有效落实。然而，当前存在问责简单化、问责泛化等现象，监督问责的鞭子挥舞得过于频繁且随意，“一票否决”的事项过多，加之容错纠错机制尚未健全，过于强调问责的惩戒作用，使得基层干部在重压之下不得不采取各种避责策略以自保：有的“寻找替罪羊”，将责任推诿给同事或下属，进行机构性避责；有的“转移背锅”，通过巧妙的策略将问题的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行表象性避责；还有的“合理性论证”，利用政策的模糊地带，为自己的不作为或慢作为披上合法外衣，进行政策性避责。过度的监督问责像一把无形的枷锁，不仅限制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基层的形式主义作风。
三、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的破解之道
（一）明责减负：以“轻车”为切入点，激发基层治理动力
马拉车要有匹配的“车载”。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小马拉大车”难题，关键在于以改革为动力，明确基层权责、理顺职责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权责体系，厘清基层应负之责和应减之负，减少“大车”的荷重和不必要的“装饰”，做到应减尽减、能减必减，让基层干该干的活、办能办的事、担应担的责。
制定“三张清单”为基层“撑腰”。为基层减负须先明确权责，唯有遵循统一规范、匹配适度原则，厘清权责边界、规范责任事项，健全县、乡、村三级权责清单与职责准入制度，实现“人按职责干，事按制度办”，对不该上“车”的坚决不让上，才能有效解决“干什么、谁来干、怎样干”的问题。一是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入调研和系统评估，统筹基层用权需求，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做到基本职责全覆盖、无遗漏，有关职责接得住、履行好，推动基层政府从“无限责任”转为“有限责任”。要以县（市、区）为单位，坚持“一乡镇（街道）一策”，编制乡镇（街道）权责清单指导目录，清晰界定基层该承担的工作范围、职责事项，明确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并确定哪些权力应该授予、委托或下放给乡镇（街道），防止上级部门以属地责任的名义转嫁责任，使基层职责既不超标也不超载。同时，要明确权责清单动态调整程序和权限，将那些专业性要求较高、基层无力负担和无权办理的事项及时收回，对需要新增的事项实行“准入制”，严格准入的申请、初审、核准、公示、实施及评估调整等步骤，提高权责清单的实用性和精准度。二是健全村级组织履职事项清单。按照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意见》，必须进一步明晰乡镇（街道）的职责范畴，形成事权清晰、责能相适、履职顺畅、保障有力的乡镇（街道）权责体系，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聚焦村级组织权责不明问题，采取实地走访、民意调查等方式，完善村级组织履职事项清单指导目录，建立动态管理制度和清单调整备案制度，定期召开村级承办事项座谈会，精准调减主责事项、协助事项，做到村级组织工作事务的精准化、规范化。三是健全不应由村级组织出具证明的事项清单。要持续规范村（社区）出具证明工作，做到既于法有据，又与民方便。通过合并调减与适度新增相结合的方式，编制不应由村（社区）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指导目录，将证明事项明确分为基本信息类、衣食住行类、业教保医类及其他类别，达到分类明确、管理有序的目标。同时，全面梳理那些不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村（社区）组织没有能力核实的证明事项，适时、分批地按照规定程序予以取消，以减轻村（社区）组织的工作负担。要通过网上核验、告知承诺、信息共享等现代化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证明事项，让“数据跑路”代替“村民跑腿”。
实施“三项行动”为“大车”减负。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深入开展基层减负专项行动，有效解决基层机制牌子多、会议文件多、督考调研多等问题，让基层干部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与主责相关、与群众相关的事务上，回归服务群众本位。一是减机制牌子。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挂”出来的，应当按照应减尽减、应撤尽撤的原则，持续规范村（社区）挂牌，严格统一村（社区）组织和党政群机构设立的村（社区）工作机制挂牌数量、名称和式样，摘除并撤销标识与功能不符、无实质性业务或已失效的牌子，整合归并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内部功能性指引牌，严禁各部门以评比达标、考核评估、改革创新等名义变相要求村（社区）增设标牌标识，以减“牌子”瘦“身子”。当然，摘牌并不是简单地一摘了之，牌子背后的事项也要一一清理，这样才能铲除“滥挂牌”的生存土壤，确保摘牌减负的长效性。二是减指尖负担。要推动基础数据共建共享，减少报表填写，整合清理功能重复、与实际业务脱节、长期闲置、使用范围小、使用频度低的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号，并实行动态跟踪管理。要清理整合“低效”“僵尸”“重复”的微信工作群、QQ工作群，对因工作需要建立的临时群组必须做到“事毕即清”，防止“一事一群”“一事多群”的现象发生。同时，要严控以拍照上传、App打卡、投票点赞等作为督查考核的重要方式，切实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三是减督查考核。要从源头上把关，以实绩为考核标准，统筹规范督查考核事项，对各类督查事项制订年度计划，建立督查考核备案制度，对未纳入计划清单的事项不得擅自开展督查。同时，要按照“考少、考准、考实”的标准，精简考核指标、优化考核体系、规范考核方式，挑重点、挤“水分”、减条目，改变“材料一摞、制度一墙”的考核方法，探索建立同领域、同行业“一体考”机制，推动部门间考核结果互认互用，建立导向正确、措施科学、简便管用的考核体制，以此解决“考核多”的难题，让基层干部真正从“千条线”中解放出来。
（二）放权赋能：以“壮马”为立足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马拉车要有十足的“马力”。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与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聚焦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必须推动权限下放、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使基层“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力成事”，做细、做实、做优服务，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推动权限下放。各地各部门须严格遵循“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原则，充分考量县（市、区）与乡镇（街道）的权力结构性配置，统筹规划并精准下放一批乡镇（街道）“想接、能接、需接”的行政权力事项，切实做到基层权力归基层、基层事情基层办。在行政执法权方面，通过对体制机制、选权赋权、执法力量等方面进行改革，加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设，促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下沉，赋能基层治理。在人权和事权方面，需要优化治理结构，赋予乡镇（街道）公共事务综合管理、应急处置、派驻机构人事建议和考核评价等权限，强化其对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10］，全面提升乡镇（街道）的“话语权”。在行政审批权方面，要优化乡镇（街道）政务服务流程，推行证照联办模式，向乡镇（街道）下放个体工商户、食品小作坊及餐饮商户的设立、变更、注销等行政许可事项，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要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向移动端延伸，在乡镇（街道）便民中心、金融网点等场所，完善“一网通办”集成式自助服务终端等配置，方便群众自助操作、就近办事，打造更加便民利民的服务环境。
推动力量下沉。基层减负要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在于把力量有效汇聚到基层，打造一支数量足、结构优、素质高的基层工作队伍。一是扩容基层编制“池子”。要结合机构改革的契机，根据各乡镇（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优化乡镇（街道）机构编制配置，通过“减上补下”的方式将行政和事业编制向乡镇（街道）转移，同时鼓励市、县两级建立“编制周转池”，有效缓解基层编制紧张的问题。二是建强基层工作队伍。要严把基层干部“借调关”，推动党组织和党员、驻村帮扶干部等力量下沉。在农村地区，选优配强驻村力量，持续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在城市社区，积极落实“双报到”工作机制，组织在职党员定期到社区服务，通过领导挂帅、党组织和党员常态下沉、项目化参与相结合的模式，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三是提升基层队伍能力。要实施“头雁”提升行动，开展有针对性的能力提升培训，在思想上引导基层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常态化组织各村（社区）开展“擂台比武”，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全面增强基层干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素质能力。
推动保障下倾。只有加大组织保障力度，为“小马”鼓劲，才能形成基层干部为事业担当作为的生动局面。一是在政策支持上出实招，放下负重包袱，让基层干部干事有盼头。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基层经费保障力度，严格执行基层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标准，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层治理领域，逐步提高村（社区）干部的待遇水平。同时，要加强项目资源倾斜，推动各类项目优先向基层一线倾斜，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增强村集体的自身造血功能。二是在工作激励上谋实策，畅通成长路径，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劲头。要建立以重视基层、关爱基层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完善基层干部晋升机制，拓宽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进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的渠道，鼓励各地定期面向优秀村（社区）干部选拔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严格问责调查启动审批机制，用好执纪执法手段，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三是在生活保障上求实效，解决生活烦恼，让基层干部干事有甜头。各级组织要常态化推进谈心谈话、家访联系等制度，与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推心置腹地交流谈心，及时掌握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纾解其心理压力。
（三）“车”“马”协同：以“聚力”为关键点，完善基层治理格局
马拉车要有正向的“拉力”。基层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要按照系统化建设、珠链式分布、功能化服务的思路，以共同缔造为载体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实践，综合施策、上下联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动“小马拉大车”变为“大马拉车”“马队拉车”，形成多方力量齐发力的局面。
坚持党建引领，形成多元共治新格局。以大党建工作格局赋能基层、引领治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强治理、惠民生、促发展。一是树立共治理念，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的引领作用，整合各条块资源，加强跨部门协作联动，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组织部门统筹协调、社会工作部门指导推动、相关部门共同推进的基层治理工作格局。二是加强基层力量整合，广泛调动居民群众、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支持街道、社区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常态化动员居民群众就近参与城乡社区志愿服务，使基层干部与群众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上下互动、和谐共生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体。三是强化党建、共建、联建，持续深化完善“大党委机制”，推广“区域化大党建”“党建联盟”“五社联动”等创新举措，健全街道、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制度，推动社区与驻区单位资源共用、阵地共建、活动共办。
坚持微网实格，构建细“治”入“微”新模式。要持续优化网格架构，科学合理地划定社区居民网格和专属网格，遵循“以人定格、以格定责、服务到格”的原则，推动党建、政法综治、民政、环保、城管、信访、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各类网格“多格合一”。在此基础上，规范优化网格管理服务事项内容、办理机制和流程，精简网格事项，防止网格工作出现“箩筐化”现象。同时，加强网格队伍建设，规范相关部门多头设岗招聘行为，全面配齐配强社区专职网格员。要按照公开招聘的相关规定，将此前招聘并在社区工作的网格员等专职人员聘用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并由县级层面统筹保障人员经费。另外，不断完善网格运行机制，健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及时响应机制，全面实行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直接联系网格制度，确保呼叫事项实现“平台流转—协调联动—办结销号—全程评价—信息共享”的闭环运转，形成“条线”支援“块块”的条块协同局面，提升基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坚持数字赋能，开辟“增智提质”新局面。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日益普及，电子政务、数字治理等新型治理模式已在基层逐步推广应用。上海推出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两张网”，是社会治理数字化的成功案例，为市民服务和城市治理提供了从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全方位应用场景。为了适应新趋势，各地应当积极推进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搭建好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居民群众双向互通的网络平台，打造“需求点单—平台派单—服务抢单”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模式。此外，基层政府也要整合数据资源平台，全力打通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推广“一表同享”系统，实现数据互通共享、实时交换。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基层重复填表格、录数据的负担，而且可以大大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通过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用算力解放人力，构建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交互融合的治理格局，真正让基层减负见行见效，进而解决好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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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萧 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