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源于中西文化激荡与古今思想碰撞的宏大历史背景，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旨在探索一条平衡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知识生产之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更重要的是使其在世界知识增长链条中居于关键位置。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化与本土化，中国本土固有知识形态的当代社会科学化，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案例的理论化与概念化，形成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路径。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本土化改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发生深刻变迁，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开启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这次转型同时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对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本土化改造，是本次转型的核心任务。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自建立之初，便深受欧美模式影响。从研究范式、理论工具、概念术语、基本预设，多移植自西方学界，可以说是“整体性的横向搬用”。这种倾向，导致绝大多数学科领域至今仍面临本土化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
尽管这些外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大多经历了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的本土积累，并在实践中逐步融入一定的本土元素，但其内在的西方气质并没有根本改变。目前学术的主流路径是“以西释中”，即以从西方社会中生成的理论、命题来解读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再尝试以此反哺西方学术体系，在这一循环中，我们无疑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批评的，大量发表于顶尖期刊的论文，“都没有找到中国的问题和命题，只是用中国的证据来印证西方的理论和命题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遵循西方设定的学术规则，研究西方问题并努力与之对话，在当前中国学界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中国学界遭遇的最大困境和难题是，西方知识体系所提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更无法系统概括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样令西方学界感到不解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成功推进了现代化。今天，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成就为修正西方既有理论模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笔者看来，对既有理论模型进行批判性修正并推动其中国化，正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西方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从西方文明视角出发，对经验世界的一种可能的普遍性陈述。
中国学界能否有效利用西方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工具，将其所研究的问题、内容和对象转向本土经验呢？换句话说，能否使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历史、哲学等学科，从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都实现工具化转型，成为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转型过程的利器，进而实现对这些学科的重构？笔者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其出路就在于，推动研究的问题、内容和重心的本土化。现有学科体系作为知识积累的载体仍将继续存在，关键是要调整方向。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未来出路在于，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过程的探讨中，从而引导和驱动这一转型过程，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解读。
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与本土化调适，自其传入伊始便已发轫。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晚清以来中国学界对欧美知识体系大规模、结构性的移植，构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结构性转换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必须看到，这一来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迄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并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将被沿用。因而，目前的这种改造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知识体系，而是一次深刻的淘洗扬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在既有的知识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西方知识体系经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其中蕴含的普遍性原理需要予以认真审视与吸收；同时，必须警惕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激进倾向和极端立场。
在推进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即怎样辨识西方知识体系与人类共享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采用的不完全是西方知识体系，而是所有研究者共建共享的知识体系。现有的主流知识体系，准确来说是全世界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对这些外来知识体系的复杂成分若不仔细予以斟酌辨别，就可能走向极端和偏颇。许多具体知识是中性的，并不天然带有国别属性。真正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那种存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把西方经验默认为“正常”，而将非西方实践视为“异常”的知识立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其重要性、针对性正在于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将长期存在。
本土固有知识形态的当代社会科学化
如同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照搬西方知识体系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未经批判地全盘接受中国本土固有的知识体系。在笔者看来，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西方知识体系在现阶段仍具有直接和显著的作用。所以，对中国本土固有知识体系进行现代化的扬弃与改造，势在必行。这一过程，就是按照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知识形态重新理论化、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托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实证手段和分析工具等，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知识进行冶炼升华，使其逐步发展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囊括多个层面的庞大系统工程，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本土固有知识形态的当代社会科学化。离开这一点，就难以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涵与性质。
在推动中国本土知识社会科学化的实践中，“贤能政治”概念的提出，当属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这一概念把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选贤任能”实践，通过政治学理论的淬炼，转化为一个可与“选举民主”对话的现代学术范畴。其他学科也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和目标努力。这里的关键在于，运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规范把中国本土固有知识的特殊性呈现出来、阐释清楚。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欧洲相比，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二者在历史源流、社会结构、发展路径与知识形态上均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我们必须运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众多工具，把这个差异性讲出来、讲明白、讲透彻。
中国本土固有知识实现当代社会科学化，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诠释，或儒家社会的社会科学化诠释。2000多年来，儒家思想已深度渗透并塑造中国社会的肌体，其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都包含儒家的基因，因此可以把中国社会称为“儒家社会”。基于此，我们首先要围绕儒学来推进这项工作，通过引入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范畴与研究范式，超越传统人文研究的路径依赖，重新诠释儒家思想，挖掘儒学和当今社会的内在关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研究重心从对儒学的思想史梳理，扩展为对“儒家社会”的整体性考察。
从历史上看，儒学从来就不囿于人文学科，其不仅是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更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科学。儒家思想要与时俱进、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就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加工；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进入儒学领域，也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在学术形态上的重塑。儒学社会科学化，本质上是一个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术与现实多维交织的过程，是儒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时形成的有机互动的过程。
当前，儒学与社会科学正在开启“双向奔赴”之旅。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对人文与社会科学来说，也是一种重构和再造。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类有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动向——众多学科不约而同地向儒学集结、聚焦，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新的突破。在不同学科交汇聚合的视线中，儒学已超越传统框架，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儒学也由此成为一个“生成中的存在”，而不是“已完成的存在”。与此同时，中国人文与哲学社会科学也将因介入这一学术实践而获得新生，真正烙印上鲜明的中国特色。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怀有创造一种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抱负和雄心。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固然是研究中国社会，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应仅仅满足于构建一套中国的新的解释系统，也不应止步于以自己的方式认识自己，而是要理解整个人类、整个世界。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源于中国，而不限于中国。中国学者不应以研究中国为限，而是应当胸怀整个人类的知识图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论范式的竞争。现有的主流知识体系不是永恒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西方文明的知识体系，是大工业兴起时代的知识结晶，体现为一种“机器范式”——分科治学正是这一范式的典型表现，其背后是精细分工的工业生产逻辑。然而，当今工业模式已从分工走向融合，建立在大工业分工基础上的知识生产体系，正处于重新整合的阶段。数字文明催生新方法论革命，人工智能赋能的跨文明比较研究使传统西方理论范式遭遇解释力危机，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知识范式。中国学者有责任提供一种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使其如西方知识体系一样具有全球传播力，进而参与重构人类知识体系。我们应从西方理论的“跟跑者”，逐步转向“并跑者”，继而向“领跑者”迈进，使中国成为世界学术知识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同时，新体系并不谋求取代旧体系，而是通过互补与融合，构建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多重普遍性”。因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但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任务，对于世界学术而言，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化
改革开放的实践已远远走在理论建构的前面，理论的先导作用、引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构成了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最大困境与重要挑战。不少学者仍习惯于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实践，导致理论阐释与现实发展之间出现明显脱节。这种“削足适履”的研究取向，不仅无法准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更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在过去百余年的学术发展进程中，中国学界长期处于追随地位，由此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是对中国经验的忽视和疏离。这使得我们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长期停留在学术产业链的“初加工环节”，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大都来自西方。中国学界为何不得不借助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呢？这是因为，任何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模型、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的支撑，否则寸步难行。问题在于，我们缺乏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工具，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来雕琢本土之“玉”，中国因此成为理论“消费大国”而不是“生产大国”。在此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扭转这种长期的理论“入超”局面创造了契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只有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几千年一以贯之。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驱动理论创新。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本土的理论模型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作出有力阐释。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对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这一理论滞后现象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贡献却明显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多偏重于对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解读剖析，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度观察和学理阐释的成果极为稀缺。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验已经十分丰厚，中国材料已经汗牛充栋，中国案例已经不胜枚举。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尚未从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材料中，抽象出应有的中国理论、中国法则、中国定理、中国范式。如今，中国学坛正在成为世界学坛不可或缺且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抽绎出来的中国法则，也将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
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抽象化、概念化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在微观层面，深入总结基层民众的创造性实践，将分散的、具体的经验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积累。研究者要深入实践一线，准确把握实践创新的细节和机理。在中观层面，聚焦特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创新实践，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建设等，形成具有领域特色的理论成果。这些中观层面的理论建构，既是对微观经验的整合与升华，也为宏观理论构建提供支撑。在宏观层面，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这一层面的理论创新，直接关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是理论化工作的最高目标。
实现中国经验的大规模理论化，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首先，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协同研究。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决定了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独立胜任理论提炼任务，各学科研究者应当共同参与、深度合作。在这方面，我们的选择应该而且只能是：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其次，要创新研究方法，探寻适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要在完善既有方法的同时，积极探索对中国经验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再次，要加强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对话与融合。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既要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又要以深刻的理论思考作引领。只有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才能避免理论脱离实际或实践缺乏理论指导的弊病。
总之，中国应该从材料、文献、数据中心向世界理论中心、思想中心、学术中心转型和行进。尽管面临挑战，但中国经验理论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前景无限广阔。
结 语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与文明自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已超越单纯的学术诉求，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建”，其成败直接关乎我们能否掌握自身发展叙事的定义权与解释权。
这一体系的建构，要求我们超越“中西对立”的二元框架——既不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拿来主义，也不退守“文化本位主义”的孤芳自赏。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以中国独特的历史连续性、经济超大规模性以及儒家文化传统为坚实基座，从中凝练出能够回应“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等根本性问题的独特方案；又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为源头活水，将“摸着石头过河”的宝贵经验，淬炼为具有理论穿透力与范式意义的“中国方法”。
尤为重要的是，全球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社会撕裂、意义消解等共同挑战，都在呼唤一种更具整体性、包容性与伦理温度的新知识形态。在此背景下，植根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中华文明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其目标不应止于阐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更在于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从而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一个超越西方现代化局限的“中国方案”。这既是推进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亦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摘自《新华文摘》2026年第8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