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进程转化为实现长期执政的持续推进过程，以全面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升长期执政能力，塑造了中国政治的独特生长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理性看待大党独有难题，构成了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范式的重要理论依据。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长期执政语境下，“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大党治理范式下的价值原则。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的国家治理过程，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和形成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战略发展路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思想指引。
【关 键 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党独有难题；党的领导；长期执政；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胡柳娟（1989—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基本理论问题；戴立兴（1969—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六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基本理论问题。
【基金项目】中国社科院2026年“青启计划”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与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6QQJH07）
【中图分类号】C933；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6）05-0005-08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一个多维政治和社会实践过程，既需要一套推进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新范畴和新思想，也需要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新做法、新模式和新道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进程转化为实现长期执政的持续推进过程，以全面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升长期执政能力，塑造了中国政治的独特生长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将这一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党中央将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十四个坚持”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战略、价值立场、总体布局、实践要求等方面构建起特定的政治逻辑和实现方式，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从当代走向未来、实现长期执政的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党长期执政的思想指引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里，通过深入考察各种政体的演变、系统总结变迁经验，引出了政体“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1］的深刻思索。从客观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长久发展体系，实际是为构建政治主体的能力发展体系做铺垫。以此为立论缘起审视中国政治，便能探寻到与之相对应的逻辑联系：中国政治的结构和逻辑决定了中国必须完成社会转型的飞跃，并实现长远发展。尽管这从理论上建立了共通性，但是长远政治结构的定型不能忽略的大前提在于：中国政治离不开政治结构中的主体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唯有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才能持续推动中国政治体系、结构、制度的长远发展。
中国的政治发展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提升实力的过程必然充满艰巨性。也就是说，实现中国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既要从政党自身建设入手，又要着眼于国家治理，还要充分考量社会对党提出的要求，进而做出战略性规划并把握好原则。与其他国家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就注定了在中国政治发展体系中，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具有独特性与挑战性。
在这一现实情境下，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握住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国的关系，以“十四个坚持”系统构建了一整套政党治理范式，搭建起适配超大规模政党治理、回应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框架。这既是出于建设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是出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需要。应当说，“十四个坚持”并非零散的观点叠加，而是“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2］289，在自我探索的基础上，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扩展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建构了具有强大内生机制的政党范式，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长期执政政党治理体系。从根本上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范式下催生的独特理论，能够精准解释和解决长期执政衍生的精神懈怠、团结涣散、权力异化、脱离群众等结构性难题。正因如此，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结构形式必然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确立起来，其运行的前提和遵循的战略方向是：依靠自身力量，拆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结构，探索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内在机理，持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基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形成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实际上是以政党转型与发展的形态融入中国政治结构，既侧重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着眼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聚焦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关乎未来国家和社会的蓝图创建与形态塑造。不容忽视的是，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3］253。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遇到的难题概括为：“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六个如何始终”聚集党的建设自身，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特殊考验。这些考验在历史的演进中汇聚成“大党独有难题”，使“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4］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3］253。
大党独有难题源于党的规模体量、长期执政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本质上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中国政治发展结构中，“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党的建设难题会投射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领域。这就意味着，大党独有难题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独有难题、阻碍和危机。在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双重支撑的中国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破解的独有难题体现在如何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如何化解区域协调、资源分配等多方面的深层矛盾，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多个维度。这些问题交织到一起，贯通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坚定的政治理想、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维方法。
上述主题实际上明确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现实与理论的内在联系。从现实意义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体系化理论范式靶向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其蕴含的“十四个坚持”不局限于党的自身建设，还承担着构建国家社会全新发展形态的艰巨任务，对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影响巨大。由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理性看待大党独有难题，便构成了新时代实现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范式的重要理论依据。立足长期执政，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推动国家与社会治理系统稳定运行，方能持续彰显党的执政效能与治理优势。
笔者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揭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大党大国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治国理政实践有着系统性的影响，主要聚焦党的领导长期稳固、执政能力持续提升。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问题、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的立足点问题、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问题，共同构成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辩证互动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依托这一独特的辩证运行机理，围绕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对自身主导的政治系统进行迭代革新与功能重塑。这一动态实践进程集中体现为：第一，系统完善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职能架构，持续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第二，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政治品格，实现党的使命担当与为民执政情怀的深度融合；第三，以深厚执政情怀锚定国家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与时代演进趋势，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核心课题，统筹引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改革创新，推动国家社会治理运行与长期执政能力深度融合；第四，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支撑政党治理现代化全局，不断探索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
二、坚持党的领导，把握长期执政的关键
在现代政治结构中，政党被视为“现代人对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6］。这不仅在于政党推动了人类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的发展，更在于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政治革命等政治活动创造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治形式，构成政党不断强大的政治支撑。这意味着，政党自身对整体政治体系的驾驭能力是现代政党政治聚焦的核心命题。正因如此，对于政党而言，在不断变革的生存环境中解决现实问题，以形成领导地位并实现长期执政，是其孜孜不倦的追求。
“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特有概念，从话语构建上看，是基于更为广阔的国家时空和政党样本探讨如何塑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从逻辑上看，是把现代政党政治基本理论架构中界定的政治形态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整体表达在全部政治活动过程中，并渗透到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便从完整意义上呈现出了政治现代化图景。显然，党的领导与长期执政的本质就是现代政治对执政党提出的双重要求，既契合逻辑又合乎现实。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是：塑造强大的政党权威，以保证整体社会实现平稳顺利转型，为积累长期执政势能寻求最佳的要素组合方式和战略路径。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长于超大规模国家母体之中，在执政进程中，随着政治生态及其构成要素的动态演变，特别是大党独有难题具体形式的冲击，其面临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治理指数，而是上升为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比如说，实践中“有的空喊口号，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搞形式主义、虚于应付。有的未经党中央批准提出不严谨的政治口号、政治术语，存在拔高、牵强的情况，甚至搞成‘低级红’、‘高级黑’。有的口头上喊着‘两个维护’，实际想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权力”［3］54。“一些地方、单位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滞后，不重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央指示精神的落实，有的不开会研究，有的学习贯彻走过场。抓贯彻落实到最后变成是弄一帮人写材料，材料空洞，写一堆政治表态，话说得很漂亮，应付上面”［3］55。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阻碍了中国共产党旨在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的党建探索。
从学理上讲，大党独有难题涉及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涉及党这个关键本体的一些问题则阻碍了其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因此，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过程中，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是具体的、实际的。从这个意义出发，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置于“十四个坚持”的首位，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意义：党的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2］310。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116，这一论断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系的政治认同，其本质在于凝聚人心、整合国家、领导发展、长期执政。在“十四个坚持”中，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升华，二是为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供方向。前者从整体上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有历史的连续性，又有新时代的发展功能和作用；后者从维系党自身的地位出发，以保持对全局的领导确立和展开执政体系并指导执政过程，从而形成特定的价值、目标、理论。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311。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蕴含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权威，从根本上来源于“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3］57。正因为有了这一属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产生强大组织力、动员力和领导力，才能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第二条重要内容，其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关联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第三，党的领导最终落脚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在“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框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重要内容阐释了党的领导定位和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如何坚持领导”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抽象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完成了从理论到行动的闭环，把党的领导转化为具象化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至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党的领导完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升华，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明确了方向和要求。
由是观之，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长期执政从来不是能够孤立存续的静态状态，不存在单一、可量化的评判标尺，其存续根基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社会基础，并且只有在政党与政治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体现出其核心意义。依照这一逻辑，各类弱化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执政公信力与执政形象的突出问题，都生发于领导意识缺位、领导架构失衡、运行规则错位；强化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政党高效运转、提升整体治理效能而开展的自我规范与制度重塑。站在长期执政的视角考察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放置于党的领导基本形态之中，结合实践场景、通过现实问题表现出党的领导是具体的、实际的、可落地的，持续把党的领导转化为推动长期执政的根本动力。
三、坚持党的初心使命，厚植长期执政的价值情怀
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形态下，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构建稳定政治结构以实现长期执政，是一套极为复杂的行动逻辑。然而，无论这套系统有多复杂，都不能脱离人民而孤立存在或预先判定。于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成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始终肩负着的根本责任。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68这一初心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3］126，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以产生能够反作用于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力量。对此，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价值原则，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与现实目标联系起来，引领、组织、服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承担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3］95，作为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生成的精神标识，深刻影响着党的行为逻辑与战略抉择，成为面临纷繁复杂社会乱象与艰难险阻时保持进取定力、坚守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中的价值原则，包含的政治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把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崇高追求。这一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演进中始终坚守的价值原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的信仰内核，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恒定的精神指引。为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治生活中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二，初心和使命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意，是党领导和执政的逻辑前提。从领导的逻辑看，初心和使命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即在与人民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把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根本；从执政的逻辑看，初心和使命为这一价值提供了实现机制，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作为制定治国理政政策的依据。第三，重塑党建格局与理论体系。“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2］313，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初心和使命以党的先进理念、目标、追求、信念和奋斗精神等形式塑造了实现政党现代化的灵魂。这种力量重塑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格局和党的创新理论体系，最终作用到领导与执政上，同时以道义、责任、信念、理想、精神和勇气加以体现。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形态的变迁结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需求也应运而生。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社会发展模式的引领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无论是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还是政治结构和形态的变迁，都对中国共产党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既有的资源难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和短板便会凸显。这些难题主要以显性和隐性两种形式呈现。从显性形式来看，中国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诸多问题、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比较典型的有：区域、行业影响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人民群众长期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化、老龄化发展趋势不完全适配的问题，生态环境治理供给与群众持续提升的环境保护诉求不完全适配的问题，城乡二元机制引发的市政服务满意度低的问题等。相较于显性问题，隐性形式呈现的问题更具实质性、根本性和全局性，主要涉及社会利益协调、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参与这三大变量。隐性问题的三大变量以显性问题的具体表现为基础，并进行深层次的补充和延伸。
实际上，无论是显性问题还是隐性问题，作用的基础在于个体，均属于高位阶难题。因为，人“不仅有智力还有意识，不仅有需要还有价值，不仅有恐惧还有良知，不仅有过去还有历史”［7］。人有思想、有文化、有情感、有历史，当外在社会环境契合人的社会特性和需求时，就会在现实场域中构建起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共生联系，形成“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利益诉求共同体。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若忽视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就无法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67。
从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高位阶难题的回应来看，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实现有效领导与执政的动力。从实际的做法来看，中国共产党所表达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大党治理范式下独有的“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价值原则。可以说，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本能的反应和自主构建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和处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时，既要将这一立场蕴含的政治智慧融入现实政治实践，从理论构建中获取实践支撑，又要将现实问题反馈到理论构建中，将政党的实际作为置于前所未有的时代需求之下，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换言之，实现价值理念与社会需要的统一，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基于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核心在于回溯了中国人民所信任和依赖的精神原点，其所塑造的政治自信恰恰是大党独有精神气质与风范的体现。这一信仰、特质与精神，是贯穿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治国理政全过程的价值主轴。
因此，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构建适配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方位和发展态势的基本范式，需要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将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置于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量，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和重新塑造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精神风貌，强化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实现精神层面的与时俱进。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赓续传承，更是基于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中的价值原则提出的，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政治自觉，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达成长期执政目标的必然要求。
四、把握国家治理全局，增强长期执政能力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轨迹来审视，可以清晰看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但凡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都构建了完整且系统的治党实践体系。这种体系涵盖了政党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从党员的思想教育、组织管理到党内纪律的执行与监督，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与组织支撑。第二，并非所有政党都具备开展国家治理实践的条件。这既取决于政党自身的理念、组织能力、群众基础，也与政党所处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党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一个国家未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定型，就难以构建成熟的政党治理体系；而只有当政党的治理体系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才能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这个层面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十四个坚持”虽然是以党的自身建设为主体取向，但其理论与实践包括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实践和历史实践范畴中。因此，凭借政党自身的政治理念、组织资源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实践效应。第一，在全球政党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已然塑造出“大党大国”的独特国情。这一独特国情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蕴含着面向未来的深刻意义。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提出，对这一独特国情的关注与思考，进一步延伸至国家发展的长远阶段。“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掌好权、执好政，如何更好把14亿人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始终需要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8］。第二，中国的国家实力已实现显著跃升。在全面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根基之上，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诸多关键领域均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发展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第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成长与成熟建立在治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包括发挥组织优势以支撑大国发展转型，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保持社会稳定，凝聚社会共识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以降低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风险。这些积极作用的发挥，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过程中必然要形成长期执政的大党战略，并努力增强长期执政能力。因此，大国孕育大党，大党决定大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治理的前沿并充分发挥作用，就能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站稳脚跟。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大党大国治理不仅体现在推动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技术路线实现上，更体现在治理逻辑层面。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位国家治理的任务、方略和方式。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党建新战略所产生的功能和作用，内嵌于领导体系、制度体系、战略体系、干部体系、组织体系、纪律体系和反腐败斗争之中，其任何要素只要与国家运转相结合，就能产生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领导和执政能力。然而，从当下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旧面临着极为繁重的历史任务。在国内环境方面，中国目前依旧面临着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在经济总量上，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此外，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引发了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出行等民生领域的差距，影响国家实力的充分发挥。在国际环境方面，“东升西降”的发展格局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也导致中国一举一动皆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严峻，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相互叠加，不仅构成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也意味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外部威胁，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成为大国治理的关键。
在中国政治结构中，政党对国家的治理由无数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具体实证方案构成，这些方案涵盖经济、科学技术、文明形态、民族、民主、民生、外交、军事等多个方面，是大国治理的基本要素。从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视角来看，庞大的国家规模与复杂的治理结构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沿着这一视角考察，可以发现，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现代国家建设的框架中，解决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把握国家治理全局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主动生长点，形成了在思想文化、生态文明、大国外交、强军战略等方面的具体规划形态。这决定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的国家治理过程，实际上是要“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9］。至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战略，其最终目的是对国家这一共同体进行整体资源配置与功能定位，通过必要的制度运行规范和程序，为有效规划国家发展选择最合适的方式，为全面支撑国家治理提供坚实保障。所以，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与其他政党国家治理的显著区别。
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巩固长期执政根基
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维持社会稳定，二是统筹国家治理体系，三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前两个问题面对的是社会和国家，是要促成国家和社会的快速转型与定型。第三个问题基于“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2］136这一重大判断，强调党的自身建设。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2］297-298。所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3］256。在新时代对大党建设的新要求下，中国共产党依然要面对一些战略性难题。
从广义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成了与世界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相关统计与研究显示，全世界党员人数超1000万的政党仅有10个，历史超100年的政党共67个，中国共产党的超大规模政党治理在全球独一无二。回顾历史，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就前瞻性地设想：“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10］这一定位点明了大党建设必须把提升党的战斗力摆在突出位置，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政党规模关乎政党的整体性力量发挥和组织的稳定延续”［11］，然而，“规模更大的组织，其内部的功能分化程度往往也更高，因此对环境变迁往往也更敏感”［12］。这种敏感性体现为，政党在设定特定角色与功能后所释放的“红利”会随着时代变迁被消解并衍生出各种难题。这些难题表面上看是涉及党的自身建设的具体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涉及对党的自身建设规律形成的科学性认知。
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和形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为价值理念、制度架构以及实际运行等多个维度，“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3］260，搭建起了一个完整有序且充满活力的政党运转体系。具体蕴含以下三层核心要义。
其一，紧扣新时代发展任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自身建设的布局，主要围绕新时代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战略和目标，为国家大转型和社会大发展提供了整体优化的方向。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而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设想与规划，使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原理的同时，依旧保持中国特色。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凝练党的建设阶段性问题和关系为基础性蓝本，从具体路径和方法层面进行规划与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型，通过这种逻辑和取向寻找到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党问题的答案。
其二，明确各要素的发力重点。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建设理论不断深化、管党治党实践不断拓展，为持续涵养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在新时代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要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政治建设统领全局，思想建设凝聚人心，组织建设培养执政骨干和夯实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净化党员队伍，纪律建设约束行为规范，制度建设让党的建设各个板块有序衔接，反腐败斗争修复党的肌体，管党治党责任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各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相互规定、相互支撑，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结构关系，并在应对现实环境的变化中动态发展，形成了一套功能完备、逻辑自洽的完整党建系统。
其三，开创了一种新型政党自身建设形态。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战胜困难、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勇于突破的政党风格。这种风格建立在“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纠偏的有效机制。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涌现的300多个政党和团体中崭露头角，成长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根本原因在于能清楚梳理自身建设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无论是形式与内容的革新、功能与结构的优化，还是价值理念与制度体系的转型突破，都能“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从感性到理性，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3］84，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模式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非抛弃既有理念的全新理论尝试，也不是简单修修补补式的实践变革，而是在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探索中，以全新视角和实践逻辑审视自身状态、方向、目标、优势、要求、原则，并持续努力将其融入党的组织肌体、制度体系和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同发力的新型政党治理范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战略发展路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思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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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史雪莹
